青年時的每一分挫折，都是上帝為你預存的財富。
——愛因斯坦
在中國當代改革史上，區域經濟的發展有三大模式，分別是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廣東模式。其中，廣東模式又有“四小虎”模式和惠州模式之分。
在1978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幾年裏，珠江三角洲（下文簡稱珠三角）地區是“三來一補”的重要承載地。所謂“三來一補”，主要是指由外商投資經營，提供設備（廠房一般由外商向當地租賃）、進口原材料和樣品，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中方提供土地廠房，組織勞動力，無須投入生產設備和承擔經營責任風險。地方靠土地廠房租賃收入和項目管理服務收入逐步積累資本。這種模式在東莞、順德、中山和南海等珠三角“四小虎”發展最為興盛。在國內資金、技術和管理能力不強的階段，“三來一補”為當時珠三角地區引入外資的主要方式。但是，這種初級的對外合作方式更多的是靠加工和製造賺點小錢，對當地工業基礎的打造和持續後勁的形成幫助不大。
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後發直追的惠州提出了新的發展思路。當時的城市決策者認為，惠州經濟要實現超越，必須跳出“三來一補”的藩籬，在更高的產業層次上進行布局。那就是大力引進外資企業在惠州投資或辦合資企業，在當地注冊公司，將根紮下來，培養工業基礎能力。1984年夏天，惠陽地區黨委（以下簡稱地委）召開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地縣兩級幹部會議。會議上，惠陽地委和行署提出了大力調整工農業生產比例，建立外向型工業體係的戰略，打出“辦實業、打基礎”的旗幟。
正是在這樣的戰略背景下，TCL和李東生迎來了新的考驗和發展機遇。
築巢為引鳳
1986年7月，在完成電話機產品設計和生產線建設之後，李東生離開了TCL通訊總經理的崗位，這一年他29歲，即將而立之年的他遭遇了事業的第一次挫折。好在年輕，他很快接受了新的工作安排，出任惠陽地區工業發展總公司的引進部部長，負責在港工業項目的招商引資。
20世紀80年代初，整個中國都處於“朦朧”的開放初期，工業基礎十分薄弱，惠州所在的惠陽地區基本沒有現代工業。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惠陽地區如何尋找突破口成為上下熱議的話題。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林樹森出任惠陽地區行署副專員、黨組副書記，主管惠陽地區的工業。組織上的這次安排，對惠州由農業向工業的轉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成了李東生人生的又一個轉折點。
林樹森根據惠陽當地工業基礎薄弱、地方財政收入低的現狀，提出引進國外大企業，建立由外商控股、技術和管理水平一流的合資企業，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和逐步發展提高本土工業能力的外向型經濟的思路。針對當年大部分政府企業都在努力搞批文，倒買倒賣進口商品的情況，他提出政府重點要“辦實業，打基礎”，要將政府每年有限的外彙指標更多地用於工業項目。這個思路得到當時地委和行署的支持。於是，林樹森親自帶隊奔赴香港、歐美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大力開展招商引資，營造工業投資環境優勢。一時間，當全國還在“朦朧”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時，惠州所在的惠陽地區已逐漸成為一塊外商投資的熱土。而李東生新工作的任命，便是由林樹森提出的。
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也是用心良苦。當時林樹森計劃將惠陽地區工業發展公司作為引進外資工業企業的平台。李東生有駐港經曆，也有與外商打交道的基本經驗，又有工業管理的經驗，看似是個最佳人選，但“小李”畢竟還小，並且表麵上一派春風的改革開放與“招商引資”實際上也是暗流湧動。在全國沒有先例可參考的情況下，很多老同誌對招商引資有著天然的懷疑。年輕的李東生能勝任嗎？這在當時是一個蠻大的問號，不過林樹森和李東生卻對即將發生的事情信心十足。
李東生走馬上任了。當時的惠陽地區工業發展總公司成立於1983年，基礎薄弱。林樹森在調入李東生的同時，還選調了一些優秀的企業管理幹部。他給了李東生們一個“錦囊”：想盡一切辦法，讓國外、境外的工業企業直接來惠陽投資。
思路清晰了，但如何能夠引來有實力的境外大企業，還是最關鍵的一步。當年，香港電子工業水平較高，大部分產品水平都高於台灣，但香港的大企業家大都非常謹慎，隻試探性地在深圳、東莞辦一些小規模的來料加工廠，很少直接投資建廠，更沒有辦合資公司。其中原因很多，盡管合資公司能夠獲得一定比例的產品內銷，會有更好的效益，也能給地方增加稅收（產品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同時合資公司在國內經營還可以獲得國家法律規定的外資企業稅務優惠政策（所得稅兩免三減半），但對外商來說，辦合資企業就意味著將技術開發和管理逐步轉移到國內。對實行開放改革時間不長的中國政府，他們還是有顧慮的，對辦合資企業的好處也將信將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