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林樹森在創建惠州外向型電子工業體係和吸引更多跨國企業進入的發展戰略上始終能把握住方向，努力營造好工業投資環境，使惠州這個小城市，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在發展外向經濟上頗有建樹。雖然和深圳、東莞、珠海相比，惠州不具備“天時”和“地利”的優勢，財政實力也不強，但通過清晰的產業戰略和打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及上下齊心辦實業的精神，營造“人和”優勢，吸引了一大批大企業投資。飛利浦惠州工廠是他們在華投產的第一家企業，1987年飛利浦總裁乘專機直飛惠州訪問，轟動一時。惠州最早在中國建立起有較大規模和較高技術管理水平的以外商投資為主的電子工業板塊，多個產品，包括錄音機芯、汽車音響、高能電池、多層線路板，以及TCL電話機、錄音磁帶等都拿到了國內第一。
1987年，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鎔基在惠州召開全國工業經濟會議，在聽取了林樹森的思路與做法後十分讚賞，還要了他的總結作為材料上報。後來惠陽地區改製後，林樹森出任惠州市常務副市長，不久後又上調廣東省政府任職，後曆任廣東省計委主任、廣州市市長、市委書記、貴州省省長等職務。他離開惠州20年，但他對TCL、對李東生一直很關心。
“把合資當成有收益的學習”
在跟隨林樹森負責惠州招商引資的這三年中，李東生的能力成長飛快，這正是林樹森希望看到的。當時李東生負責項目的具體談判和籌組，直接對林樹森報告工作。林樹森對人坦誠，不耍滑頭，凡事以信譽為本，同時為人剛正清廉，聰明好學，做事認真負責，這也是他主管招商引資能夠成功的關鍵所在。那段時間，林樹森經常到香港談項目，夜晚就擠在李東生的宿舍，兩人常到街邊快餐店吃飯，也會到尖沙咀海邊散步聊天；在這種經常性的密切交往中，林樹森教了李東生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一次，林樹森和李東生兩人赴歐洲，臨行前外商送了2 000美元，交給李東生，說是給他們的零花錢。外商的好意一時難以拒絕，林樹森囑咐李東生將錢收好。結果回來後，合作談成了，林樹森又將2 000美元如數退回。正是因為這樣的作風，林樹森深得外商敬重，也促使合作項目得到了快速推進。林樹森的這種廉潔作風也讓年輕的李東生受益頗深，一直到現在，他仍將此作為自己的處世信條。
當然，更大的收獲還來自於工作。林樹森要求任何事情都要說到做到，有時近乎偏執，批評人又從不留情麵，這在李東生駐港引進項目時尤為明顯。當時基本上李東生在白天做了什麼事情，晚上林樹森的電話就會追問過來，而且還問得非常仔細，存在的問題幾無遁形之地。這使得李東生沒有一點偷懶的機會，更不可能用一兩句話忽悠過去。正是這種“魔鬼式”的訓練，使李東生逐漸養成了做事認真、縝密的習慣，這給他留下了受益一生的財富。同時因為器重李東生，惠州的其他重要外資項目，林樹森也都讓李東生參與了部分工作，如轟動一時的惠州熊貓汽車項目，以及後來建成的南海石化等項目，李東生都參與了前期的談判，借此見識了大平台的氣象。
不過，這一時期的鍛煉帶給他最大的收獲，還在於此前他最欠缺的那部分——在多次跟外商的合作談判中，李東生開始習慣通過換位思考來平衡外商與本地之間的利益矛盾點，並通過找最大公約數的方式，找到雙方的共同點。這使得一些在別人手裏談不下去的項目，甚至是已經要轉移到外地的項目也可以被爭取回來。顯然，這正是當年那個無法與蔣誌基處理好關係的李東生身上所缺乏的東西。
有一次，李東生代表中方與一家日本的大型企業談合作。由於日方投資比較大，所提的條件也相當苛刻，尤其是必須購買他們指定的生產設備這一條，有悖合資法，讓中方難以接受，談判遲遲未能突破。李東生認真分析後向領導建言：“對方的條件雖然苛刻，但是這麼大的項目能落戶惠州，對當地的工業發展大有裨益。而且這家日本企業實力雄厚，知名度頗高，他們提出的設備清單，確實是性能最佳的。他們堅持必須購買指定設備，更多是從保證產品質量考慮。它能落戶惠州，無疑將對別的外商起到示範作用。”這一番既客觀公正，又有全局意識的分析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得到公司的批準後，李東生立刻草擬協議，交由同事謄清打印。辦事員仔細複查完每一項條款，覺得好像少了一條“合資公司所需設備儀器在同等條件下，應優先在國內購買”，於是想當然地作了補充。臨近簽約，外商拿到協議，非常不滿：“你們做生意怎麼這麼不誠實，原先談好的條件可以擅自篡改？”在場的人都一頭霧水，不知道外商是什麼意思，想著難道外商又想提什麼新要求。隻有那個年輕的辦事員戰戰兢兢地縮在一旁。李東生拿起協議，立刻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可他並沒有當眾訓斥辦事員，隻是誠懇地向外商道歉，並說明是自己工作疏忽；並向外商耐心解釋此條款本在中國外資法中有表述，一般的合資合同都會有這樣的條款，本份合同取消這個條款是向政府審批機構爭取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