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朝聖般的心情，李東生等人走進信和的工廠。當他們看到人家的工廠裏連洗手間都打掃得一塵不染時，才明白為什麼當初信華精機的日籍總經理一到中國，首先抓的事情就是清潔洗手間。洗手間反映出來的其實正是日本企業注重細節、精細管理的精髓所在。每天上班前，工人首先要把地板拖得光亮，然後才開工。類似的從小事做起、關注細節的製度文化，經過長期執行，便能深入人心，成為習慣，讓日本企業擁有了難以撼動的競爭力，也讓原本不太在意細節的李東生感悟到了細節在企業管理中的不可或缺。
金山實業集團和日本信和讓林樹森和李東生他們對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有了全新的認識。參觀結束後，林樹森就對李東生說：“我們和人家的差距太大，管理上的經驗和能力，都要向人家學。”
有了這樣的認識，在與外商合作的過程中，中方的關注點不再局限於效益方麵，而是通過合作，一點一滴地學習現代企業的運作和管理。李東生後來在TCL新加盟大學生的歡迎會上，總喜歡說這樣一句話——“把工作當成帶薪學習”。考其出處，正是他在工業發展總公司的這段經曆，隻不過當時是“把合資當成有收益的學習”。
更大的震撼還在後麵。
1987年，在金山實業集團老板的陪同下，林樹森帶著李東生第一次訪問歐洲，主要是去飛利浦公司參觀學習。
飛機飛到法蘭克福，飛利浦公司的經理自己開車到機場接他們，驅車三個多小時到了一個小鎮參觀飛利浦的汽車音響工廠。工廠的事業部總經理接待了中國的客人。歐洲工廠管理風格和日本完全不同，車間也很整潔，但工作氣氛很輕鬆，工人可以隨意到車間的咖啡座喝咖啡，生產線自動化程度很高，質量管控很嚴格。飛利浦的總經理介紹說，當時歐洲的生產成本已經太高，他們要把這個工廠現有的業務都轉到中國去，這裏再轉產其他產品，這就是歐洲正在興起的“二次技術轉移”浪潮。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小鎮上，來自中國的訪客參觀了飛利浦和索尼合作的光電技術研發中心。這一次他們所受的震撼與參觀日本企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李東生雖然是華南理工大學電子專業的高才生，但是來到飛利浦的研發中心後，發現自己對人家研究的很多新產品技術還一無所知。比如他在研發中心第一次接觸到了CD技術，而國內市場上出現CD產品，還要等到四五年之後。後來他才知道，飛利浦做的是超前的創新研究，比如當時市場上還沒有CD唱片產品，飛利浦就已經在研究後續的DVD視頻產品了。這種對產業趨勢的把握和引領，正是飛利浦能曆經百年而不衰的秘訣。
這次參觀讓李東生對構成一家國際級的高科技企業的核心要素有了初步的概念，對跨國企業有了一些了解。這次合作，也為以後TCL和飛利浦多年的業務合作打下了基礎。臨別時，飛利浦方麵向訪客贈送了紀念品——一個女工做燈泡的雕塑，這也成為李東生珍藏至今的禮物。這個雕塑見證了飛利浦由100年前做燈泡的小作坊成長為跨國巨頭的曆程。拿著這個小小的紀念品，即將三十而立的李東生忽然萌生了一個信念：自己人生的使命，不也是要在國際舞台上做一番事業嗎？
生逢大時代
1988年，廣東省進行“地改市”的行政改革，惠陽地區被分為惠州、東莞、河源和油尾4個市。新市政府成立不久，原在電子工業部任職的李鴻忠到惠州掛職當副市長。組織的用意很明顯，經過20世紀80年代的積累，惠州的電子工業已經有了一定基礎，讓李鴻忠接替林樹森主抓工業，就是要把惠州的電子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
一開始，李鴻忠剛到地方工作，需要全麵接觸、了解眾多部門與企業，因此，還在引進部做招商工作的李東生並沒有太多機會接觸李鴻忠。而李東生在經過了三年的鍛煉之後，也來到了人生的關鍵時刻。這一年已是李東生畢業的第7年了。這7年中，李東生從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走上工作崗位，又順利地走到了企業管理者的位置。從一開始想著自己要買一台彩電和冰箱，到參觀飛利浦樹立自己的人生理想，7年時間讓李東生變得成熟起來，也讓他開始尋找更高遠的人生使命。
但是，就在李東生兢兢業業努力做企業的時候，他經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場政治風波。這場風波從北京也影響到惠州這樣的地方，很多人的命運就此改變。作為知識分子的李東生也在這一年，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了目標，不知道是應該堅守崗位繼續發展事業，還是去國外留學一段時間再找方向。幸運的是，這時候他與李鴻忠相識了。
1989年夏天，李鴻忠帶團赴日本考察，主要目的是參觀訪問在惠州投資的多家日本企業。由於這些企業李東生都很熟悉，因此行程由他來安排。當時政府財政抓得很緊，規定所有出訪人員都必須兩個人一個房間。李鴻忠因為是副市長，可以住單間，但他卻提了一個要求：李東生和他住一間。因為這樣一方麵可以省點錢，更主要的是，他想借此機會與早有耳聞的李東生深入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