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生產企業在外地設立銷售機構還沒有先例，李東生心裏也沒有底。他將這個設想向主管工業的副市長李鴻忠彙報，李鴻忠很支持這個想法。作為主管工業經濟的政府領導，他一直很關注在經濟體製改革時期，如何解決困擾企業經營發展的“三角債”問題。他對李東生說：香港中國航天科技公司在惠州有個彩電廠，生產康力牌電視機，為解決產品銷售問題，他們引進全國供銷社作為股東，通過全國供銷社係統，產品很快便銷出去了，但部分貨款無法回收，不斷積澱形成壞賬，嚴重影響了企業資金鏈。因為全國供銷社對下屬省、市、縣的供銷社機構已經無法有效地管理，而部分機構經營虧損，貨款常常就會被吃掉。客戶作為股東都無法保證貨款安全回收，看來是需要在銷售方式上有所創新突破。
李鴻忠的意見，堅定了李東生創新銷售模式、建立企業營銷網絡的決心。
“TCL不發工資的？”
作為中國內地第一大城市，上海也是全國的經濟、金融和貿易中心。對於想把產品銷往全國的TCL電器銷售公司來說，上海市場顯然是必爭之地，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第一家分公司的首選之地。
開設上海分公司之前，為開辟省外市場，楊利帶著業務員幾乎跑遍了全國各大中小城市，對全國不同省份的商人所念的生意經也理解頗深。楊利對上海商人的評語是8個字：“點到為止，細細品嚐”。在與上海客戶打交道的過程中，楊利發現，精明謹慎的上海人最怕庫存積壓，所以每次向廠家要貨的量都很小，這就導致廠家的運輸成本大大增加。而上海又是華東乃至整個全國市場的風向標，得上海就能得天下，不可以放棄。
李東生提出的在異地設點的辦法完全可以解決上海客商單次要貨少的問題，同時上海市場總量龐大，隻要能服務好一批客戶，日積月累，細水長流，就能聚沙成塔。
在籌建上海分公司的過程中，李東生多次與楊利一起到上海調研，他們對在異地設立分公司的優點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除了能解決收款和倉儲中轉的問題，成立分公司，以門店的形式存在，還能更好地宣傳企業的品牌形象。雖然TCL電話機在郵電通信市場名聲在外，但是在消費電子市場，品牌知名度還很低，很多顧客不知道TCL音響和其他電子產品，商場也因此不願意進貨。要想進入這個市場，首先就要向客戶證明，在市場上，TCL音響是受歡迎的。分公司的任務首先是要做好在當地的產品和品牌推廣，要讓更多顧客了解和認同公司的產品。這樣的工作需要紮實持續推動，在當地沒有機構是不可能做好的。如果在上海能夠成功，對周邊地區就會有很大的影響。客戶得知TCL的音響產品在上海賣得不錯，而且可以實地觀摩，也就會更願意嚐試進貨。這樣一來，分公司就不僅是一個產品銷售的終端機構，也成為企業品牌形象的宣傳窗口。
認準了，想清楚了，哪怕成功概率隻有50%也要去幹。李東生的眼光和膽識不僅增強了楊利一定要把上海分公司搞好的決心和信心，也吸引了一個名叫沈大偉的上海人的加盟。
進TCL之前，在中國康華實業有限公司工作的沈大偉就與香港長城電子的蔣誌基有業務往來。1990年，在蔣誌基的引薦下，沈大偉又認識了李東生。精明幹練的沈大偉給李東生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決定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後，李東生又約見了沈大偉。沈大偉不僅在商業上有天賦，而且是上海本地人，對分公司的創辦和業務開展肯定有幫助。所以，李東生再次誠懇邀請沈大偉加盟。此前一直在猶豫的沈大偉，對TCL要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頗感興趣，第二天就向李東生提交了個人簡曆和創辦上海分公司的可行性報告。
簽訂勞動合同的時候，李東生力勸沈大偉簽5年，不過，上海人骨子裏的謹慎讓沈大偉隻想簽一兩年，最後雙方定下3年合約。這是一份甚至連基本的薪酬待遇都沒有明確的合同，沈大偉對此也沒在意。此前他在深圳工作，月薪幾千元，還包吃包住，這讓他想當然地認為，廣東的收入應該都差不多，沒有必要跟李東生談待遇問題。
加入TCL之後，沈大偉開始全麵協助李東生和楊利創辦上海分公司。不過，工作一個多月後，沈大偉有點奇怪，怎麼還不發工資呢？李東生到上海後，沈大偉揶揄道：“李總，TCL是不是不發工資的？”沒想到，身邊的同事卻搶先答道：“發了呀。”沈大偉問：“什麼時候發的？”對方答：“前兩天。”沈大偉這才想起自己前兩天的確領過800元錢，但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那就是工資。看著發愣的沈大偉，李東生寬慰道：“大偉，我們是國有企業，工資的確隻有這麼多，但是年底有20%的提成，你要對公司有信心。”當時，李東生自己也隻拿著1 000多元的月薪。沈大偉每天要抽一包煙，每月買煙要花去300元，加上其他的一些開支，他幾乎再沒有多餘的錢交給家裏。沈大偉的妻子得知後很是不解，並勸他盡快另謀出路。月薪從幾千元銳減到800元，著實令沈大偉心裏非常不平衡，他想，既然當初自己沒有談待遇問題，現在也隻能忍了，等把上海分公司引上路以後，就馬上離開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