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 TCL彩電總量占國內市場份額約為19％，但其中液晶彩電僅為8％。而外資品牌利用產業轉型的機會和新的產業技術優勢大幅提高其在中國液晶平板彩電市場的占有率。一些台灣地區企業也利用其在上遊液晶麵板產業的優勢，迅速將產品從顯示器擴展到液晶平板彩電。李東生用“寢食難安”來形容自己的心情。他說：“這幾年國內彩電廠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在關鍵的時候，這些麵板廠商，特別是韓國、日本的，會考慮到終端市場和你競爭，關鍵時候供貨掉鏈子的情況常有發生，國內企業一定要有自己的液晶麵板才不至於受製於人。”
因此，李東生認為，中國彩電產業要在上遊的液晶模組和麵板上實現突破是唯一的選擇。正是由於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集中資源在國內建立起彩虹等幾條彩管生產線，才使得國內彩電產業在90年代建立起競爭優勢，並逐步收複國內市場。在彩電技術轉型升級的時候，中國企業也必須建立起上遊的核心技術能力才能保持競爭力。但液晶麵板投資巨大、技術門檻高，李東生決定先從液晶模組取得突破機會。
在2006年，李東生向已經擔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鴻忠提出一個由幾個國內彩電企業共同投資在深圳建立首個液晶彩電模組項目的“聚龍計劃”。
李東生曾想過自己建立一個液晶模組工廠，但和台灣地區及韓國幾家麵板企業談過之後對方並不積極，於是李東生就聯合國內幾家彩電企業一起和外資談合作，以大量的液晶麵板采購換取對方的技術支持，“聚龍”之意便源出於此。當初聚在一起的企業有5家，分別是TCL、創維、康佳和長虹四家彩電企業，以及已經形成小屏幕液晶麵板能力的京東方。按計劃，它們將組成合資企業，在深圳建設一個液晶模組工廠，生產彩電液晶模組供應國內廠家。深圳市對“聚龍項目”非常支持，也承諾投入部分資金。
公司成立之後，運作沒有預期的順利。首先是液晶麵板的合作夥伴遲遲不能確定，它們都很重視這個有幾家中國大彩電企業參股的“聚龍”公司，但韓國和台灣地區的麵板企業誰也不願意確實承諾支持“聚龍”，因為它們擔心“聚龍”會提高國內彩電企業的議價能力。同時由於參股企業眾多，大家各有想法，這個投資組合不久後在內部也出現了裂痕。雖然TCL是“聚龍計劃”的發起人，但到後期已經無法掌握其發展方向。
不了了之的“聚龍計劃”，卻意外地下了一個“蛋”——發起計劃的TCL，決定自己沿著這條思路繼續走下去，最早啟動了液晶模組項目。
2007年年底，TCL經過多輪次的溝通，終於與韓國三星達成了合作的協議，後者同意通過技術支持和業務合作的方式，幫助TCL建設一個液晶模組廠。三星承諾供應液晶麵板，生產模組供應TCL彩電工廠，TCL彩電工廠還可為三星代工。李東生把這個模組廠建在大本營惠州，總投資為11億元，2009年2月，該模組廠建成投產。TCL模組廠項目的實施使TCL得以逐漸積累液晶生產和技術能力。在這個項目的4條生產線中，隻有第一條是采用三星的設計，其他三條生產線是在此基礎上，參考其他工廠的設計優化而成。TCL通過這個項目建立了自己的研發團隊，並通過實踐獲得了自主建設液晶模組生產線的能力。該項目又於2009年6月開始了二期建設，新建兩條生產線。
模組工廠啟動的同時，李東生又積極尋找進入液晶麵板產業的機會。當時韓國和台灣地區的液晶企業正獲取巨額的壟斷利潤，都不願意到大陸投資，TCL集團東京代表處找到夏普，他們表示有興趣考慮到中國投資。夏普原是液晶產業的領先者，全球第一條6代液晶麵板生產線和第一條8代液晶麵板生產線都是夏普首創。但由於資金實力所限，投資強度不足，其產業規模已經落後於韓國和台灣地區企業。他們想借助中國資本在國內建一條7.5代液晶麵板生產線，同時賺取技術轉讓費。
該項目投資巨大，當時TCL無力獨力承擔投資。李東生向深圳市彙報，李鴻忠全力支持。他認為中國彩電產業要實現轉型升級，必須要建立自己的上遊液晶麵板產業。作為曾經在國家電子工業部工作多年的政府官員，他很了解在20世紀80年代，如果沒有中央政府決策投入巨資引進彩管生產技術，就沒有後來中國彩電產業的快速發展。而在當時單靠國內彩電企業本身的能力是難以獨力投資液晶麵板這樣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項目的，政府應該對此有所作為。他召開政府專題常務會議討論後，決定支持TCL和夏普談判在深圳籌建液晶麵板項目，政府參與投資並給予大力支持。李鴻忠2007年年底調任湖北省長後，其繼任的領導也全力支持液晶麵板項目落戶深圳。廣東省政府同期也製定了支持在珠三角地區發展液晶麵板產業的政策，對投資高世代液晶麵板項目給予10億人民幣巨額獎勵。這讓李東生信心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