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過去十多年裏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11月12日冤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江西勞動，薄一波和穀牧成了“叛徒”、“三反分子”，賈拓夫（經委副主任、輕工業部部長）被迫害致死。1968年2月2日，周恩來在接見群眾代表時無奈地披露，國務院係統的42個單位中，還能開展工作的部長級幹部隻有90人，占總數280人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長、主任）隻剩下3個人。胡鞍鋼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中引用相關資料稱，到1968年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黨政主要負責人有60多人被定性為“敵我矛盾”，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190餘人中，有88人被指認為“叛徒”、“特務”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占總數的46%。因被鬥倒的人實在太多，以至於按照《黨章》的規定，已無法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全會。
由於造反派的全麵奪權，讓那套從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指揮體係徹底癱瘓，大量幹部“靠邊站”，經濟管理和統計部門被砸爛，各地的年報遲遲不能報齊。在局麵最混亂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無法製訂全年度的全國經濟計劃，1968年也成為建國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年。
宏觀經濟持續惡化的軌跡非常明顯。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下降近10%，1968年又下降4.2%。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產量，除了糧棉大體持平外，其餘都是連續兩年減產。國家的財政總收入，1967年同比減少25%，1968年又少了13.9%。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農業總產值的平均實際增長速度7.9%計算，1967年和1968年的總產值應該達到5220億元，而實際上這兩年隻有4 119.8億元，也就是說，損失值約為1 100億元。
更具悲劇性的是，在工農業持續滑坡的同時，中國還試圖把自己與世界經濟徹底隔絕開來。
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毛主席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偉大方針的勝利——歡呼我國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論。文章說：“中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為動員廣大群眾把暫時閑置的資金用於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自1950年至1958年，先後發行過6次國內公債，發行總額為38.4億元，加上應付利息9.8億元，還本付息總數計48.2億元，已在1968年底全部還完。在國家建設初期，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期間，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政府曾向中國提供過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14.06億新盧布。此項外債，中國一直堅持按期歸還，並已在1965年初提前全部還清。”
“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提法，一度讓很多國人引為驕傲。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發射自行研製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是“舉國戰略”的又一次成功。
到1968年，隨著劉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黨內政治鬥爭告一段落，各地該造的反都造完了，武鬥也得到了初步的製止。這時候，出現了兩個“人口”問題：一是數以百萬計的“靠邊”幹部該怎麼處置，總不能每天都開批鬥會，讓他們交代莫須有的罪行；二是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生該怎麼處置，由於國民經濟空前蕭條，停產或半停產的工廠根本不可能招收新的工人，那些無書可讀的青年學生在城市裏成了一股到處泛濫的“失業洪水”，他們隨時準備去衝毀任何社會秩序，他們對後果的考慮就是“不計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