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五七幹校”和“上山下鄉”被發明了出來。
1968年5月，黑龍江省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到農村勞動，在慶安縣柳河開辦了一所農場，定名為“五七幹校。”它迅速被認定是一條疏散人口的經驗，10月《人民日報》刊登《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一文，並發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隨後，全國各地的黨政機關紛紛響應，在農村辦起“五七幹校”，大批人員被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僅中央所屬各部委就先後創辦了106所“五七幹校”，遣送了十多萬名下放幹部和3.5萬名家屬，各省市地縣開辦的“五七幹校”更是數以萬計。這一“幹校製度”前後延續了11年，直到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停辦“五七幹校”有關問題的通知》。
上山下鄉運動則“解決”了城市青年人口的就業問題。據胡鞍鋼的研究，自“文革”爆發後，各校“停課鬧革命”、高考製度又被取消，因而積累了大量的初高中畢業生，僅66屆、67屆和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就超過1 000萬人，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各行各業停產、半停產，因此不可能再吸收新的就業人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全麵展開。1966、1967、1968年三屆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他們後來被通稱為“老三屆”——全部前往農村。這些被稱為“知識青年”的學生被送到雲南、貴州、內蒙古和黑龍江等邊遠地區或經濟落後、條件較差的農村。
在此後的將近10年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 700多萬人，約占全國城市人口的1/10。這是繼1961年之後，第二次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前者是“大躍進”的後果，這次則是“大造反”的後果。
上山下鄉運動改寫了整整一代人的命運。40年後的2009年，一位當年的紅衛兵和下鄉青年鄧賢在《南方周末》上寫道：“我們這代人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個社會秩序顛覆，我們做許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實際上危害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機；第二件事就是我們被迫完成了自我曆練和自我教育的殘酷過程，最後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紅衛兵運動相比，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挽救了我們這一代人，它讓我們體驗苦難，也認識苦難。”
從1968年的12月起，每天下午的4點08分，北京火車站都有一趟“知青專列”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鑼鼓聲中鳴笛啟程，駛往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各個偏遠村莊。一位時年20歲的人大附中畢業生郭路生（他後來的筆名是“食指”）坐在開往山西汾陽農村的列車上，寫下了激情蕩漾的詩句：“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任何極端的社會運動都是有後遺症的，當“革命”失去了具體對象的時候，它要麼“反擊”於自身，要麼消弭於悲觀，無論如何，這都是與“革命”有同樣能量的代價。一年後，貧乏、枯燥而苦悶的農村生活終於露出了它嚴酷的一麵。一首首悲觀哀怨的知青詩歌開始在地下流傳，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世上人，譏笑我/精神病患者/我有青春被埋沒/有誰同情我。”在9月的一個幽暗深夜，郭路生寫下了讓他名垂詩史的《相信未來》：“當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我頑固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