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世界，你會發現一個十分奇異的現象：在那幾年，陷入狂飆的不僅僅是中國，那似乎是一個“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戰後“嬰兒潮”一代正集體進入青春期。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偉大敘事漸漸讓位於平庸的商業生活時，這一代青年人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不安，他們在尋找宣泄的出口。哈佛大學的美籍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yie） 日後評論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對他們的領袖。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都在發生學生遊行，他們反對越戰，要求性自由，自稱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度被學生“占領”。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館陽台上被刺殺，憤怒的黑人在100多個城市發動了抗議示威。
在日本，學生運動也是風起雲湧，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大樓成了一個象征性的城堡，在這裏經常發生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事件。
到了5月，法國首都巴黎爆發了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巴黎大學的學生們集體罷課並占領了大學校舍，警察封閉了校園，學生們在街頭築起街壘同警察對峙。接著，工人舉行總罷工，20多萬人湧上街頭，高呼反政府的口號。學生占領學校，工人占領工廠，水陸空交通停頓，整個法國陷於癱瘓，戴高樂總統被迫改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歐美學生中，最讓他們醉心的偶像是兩個社會主義的領袖。一個是毛澤東，很多人把他的頭像刺在手臂上。據1967年2月17日的《紐約日報》報道，《毛主席語錄》正風靡全球，它出現在紐約曼哈頓的每一個書店和書報攤上，在日本東京售出了15萬冊，而在法國巴黎，甚至成了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第一名。另一個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隨卡斯特羅取得古巴革命勝利後，又跑進南美叢林中繼續打遊擊戰。1967年10月，39歲的格瓦拉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殺死，誰料這竟讓他成了左翼學生運動的“聖徒”，在後來的40多年裏，他的一張頭戴金五星貝雷帽的頭像被印在無數的T恤、咖啡杯、海報和鑰匙串上。
1968年的歐美學生風潮沒有演變成一場顛覆性的社會革命，如法國政治評論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終成了一場發泄情緒的“心理劇”。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給出了解釋：其一，日漸富足起來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學生的同盟軍，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會土壤；其二，知識分子表現出了理性、製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西方產業工人的結構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1965年開始，以出賣體力為主的製造業工人數量開始大幅度地下降，服務業迅速繁榮，“知識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國和聯邦德國，煤炭和紡織工人的數量在十年間減少了一半。在美國，鋼鐵工人的人數甚至少於麥當勞快餐連鎖店的員工。新型資本主義的產業特征和商業進步軌跡，最終改變了成型於19世紀末期的階級鬥爭理論。
在美國的學生運動中，一個叫艾倫·金斯堡的大胡子詩人是青年們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詩歌是《嚎叫》，它的頭一句是——“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很多年後，不同的人讀到這句詩歌，會有不同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