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大規模的設備引進對於國民經濟的意義是決定性的，它改變了“備戰優先”、“三線優先”的戰略，重新把投資的重點放在民生產業——與“吃穿用”相關的化纖、化肥和烷基苯項目就占了18個，占全部投資總額的63.8%，而且大半布局於東部沿海和長江沿岸地帶。新建成的天津石化廠、遼陽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北京石化總廠、滄州化肥廠、廣州化肥廠、南京烷基苯廠、天津大港電廠、唐山陡河電廠以及武漢鋼鐵廠、南京鋼鐵廠的擴建工程等，都成為重要的工業項目，為日後的經濟複興打下了不可忽視的基礎。
在某種意義上，70年代初期的這次引進工程可以被看成是1978年對外開放的一個前奏——盡管它被打斷了幾年。甚而言之，它是新中國經濟第一次無意識地呼應了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在世界性的產業梯級轉移運動中，中國即將成為東亞四小龍之後的又一個被轉移地區。據經濟學家楊小凱的分析，1972年的這次進口工程在日後發展為一種進口替代戰略，它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不過，楊小凱也進一步指出，這種戰略是以公有製計劃經濟的製度來模仿私有製和自由市場創造的新工業化模式，成套的新設備及新技術被大量引進，但資本主義的法律製度、財產權結構、市場製度和相應的激勵機製卻仍然被視為洪水猛獸。對後者的吸收將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在大膽引進設備的同時，國務院還對無比渙散和無序的企業管理進行了整頓，國家計委起草了《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明確要求企業恢複和健全崗位責任製、考勤製度、技術操作規程、質量檢驗製度，廠長要抓產量、品種、質量、原材料、燃料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和成本利潤等七項指標。
複出後的陳雲此時主抓他熟悉的外貿工作。他提出：“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麵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他們。”國門關閉太久，幾乎所有的人對外麵的世界都是兩眼一抹黑，陳雲特地出了十道題目，讓銀行部門拿出數據來，這些題目包括：“西方各國從1969年到1973年的貨幣發行量多少？外彙儲備多少？其中黃金儲備多少？現在世界黃金年產量多少？800億歐洲美元都分布在哪些國家和地區？作為經濟繁榮、衰退、危機的標誌，工業除了鋼鐵之外，還有哪些行業？西方各國度過危機的辦法是什麼？每次危機間隔時間多少？美國1973年對外赤字多少？對外國銀行給我們的透支便利的利害估計，等等。”從這些題目的開列可見，剛剛勞動改造歸來的中國領導人的確是從ABC開始，重新了解世界。
就是在1973年，親手把上海證券交易所關掉的陳雲在資本主義的交易所裏試著遊了一回泳。
這年4月，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布置香港華潤公司所屬的五豐行，盡快購買原糖47萬噸。當時國際市場的原糖求大於供，貨源緊張，中國一旦求購，必將刺激價格上漲。陳雲指令五豐行通過香港民間商人，先在倫敦和紐約的原糖交易所購買期貨26萬噸，平均每噸82英鎊，然後，立即向巴西、澳大利亞等國買進現貨41萬噸，平均每噸89英鎊。中國的求購信息傳出後，交易所的期貨價格果然大幅上揚，漲至每噸105英鎊。陳雲再指令將所持期貨盡數拋出。經過這番交易，五豐行和香港商人共賺進300萬英鎊。
事後，陳雲專門就此事報告國務院，他寫道：“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隻是消極回避。”
發生在1973年的這些經濟事件，充滿了多年未見的清新氣息，這一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糧食和棉花收成分別增長了10.2%和30.8%，財政收入也增長了4.6%，各項經濟數據都是讓人振奮的。可是轉眼到1974年，政治空氣突然又變得緊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