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稱“在政治思想戰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從此，一場名為“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拉開了序幕，江青稱之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它以批孔子和林彪為主題，延伸為批“周公”和“宰相儒”，矛頭實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重病纏身的周恩來。過去一年裏的經濟投資及對外合作活動，都被指責為“洋奴主義”。
當時被拿來大做文章的是“蝸牛事件”、“更新輪事件”和“風慶輪事件”。
1973年11月，為了引進一條彩色顯像管生產線，第四機械部的12個專家組團到美國康寧公司考察。就在即將登機回國的機場上，一位康寧公司的雇員扛來一個箱子，取出一個個包裝得很好看的硬盒子，分送給中國的客人。專家們打開一看，是每人一個玻璃蝸牛，根據盒內的說明，售價每個55美元。
到“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有人便寫信告狀，說代表團在美考察時，康寧公司為了諷刺挖苦中國的“爬行主義”，送給代表團每人一個蝸牛。江青大喜，以為抓住了一個好典型，她親自趕到四機部發難，說：“那個蝸牛在哪裏？拿來給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覽。”她還指示外交部向美國駐華聯絡處發照會提抗議，把蝸牛送回去，“對美帝國主義的挑釁堅決回擊”。
四機部趕緊向美方去電質詢，得到的回複是：“康寧公司沒有任何諷刺挖苦的意思，目的隻是想討好中國人，希望中國買他們的技術，蝸牛隻是聖誕節的一種傳統禮品，沒有爬行的概念，蝸牛代表吉祥，美國還有歌頌蝸牛的詩歌。”這樣的解釋當然不被接受，彩管生產線的引進被勒令中止，一直到五年後的1979年才得以恢複。
在緊張的氛圍中，各部委紛紛清查所收到的各種外國禮物，其中又查出日本人送的烏龜和黃牛，前者被認定是一種“赤裸裸的汙辱”，後者則是在暗諷中國“老牛拉破車”。
所謂的“更新輪事件”和“風慶輪事件”互相關聯，而且同樣荒唐。
我國造船能力長期嚴重不足，自造船舶隻能滿足1/10的需要，周恩來主張造船和買船並舉，並在1973年動用外彙購買了一批外輪。
“更新輪”是上海海運局向西方國家購進的萬噸輪，原本是一艘可載客270人、裝貨8 000噸的“郵船”。張春橋等人把它定為“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典型”，在報章上大肆批判，說它的“每一塊鐵板上都散發著資產階級的臭氣”。這艘郵船被停泊在黃浦江上，當做“展品”供人們參觀和控訴批鬥。
為了與引進的“更新輪”形成對比效應，張春橋等人又挖出了“風慶輪”典型。
風慶輪是上海江南造船廠於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萬噸輪。交通部所屬的中國遠洋運輸公司買下該輪後認為，它的主機性能不適於遠洋航行，隻適合在近海航行。“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江南造船廠的造反工人和風慶輪海員貼出大字報《遠洋公司還是崇洋公司》，指責交通部的鑒定崇洋媚外，看不起中國工人，強烈要求風慶輪遠航。交通部被迫同意風慶輪遠航羅馬尼亞。
張春橋等人抓住這個事情大做文章。
風慶輪在遠航途中，主機不斷發生故障，險情頻出，相關實情被刻意隱瞞。1974年的9月底，風慶輪終於“勝利”歸來，上海的《解放日報》馬上刊文《乘風破浪勝利前進——從風慶輪首航遠洋歸來讚自力更生方針的偉大勝利》，將造船與買船對立起來，認定“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是一種“洋奴哲學”，是一條賣國主義路線，“風慶輪不是一條船的問題。風慶輪的遠航是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造船的鬥爭和整個路線鬥爭是緊密聯係的”。江青更是公開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分激烈地認為：“看了有關風慶輪的報道後，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卻有少數人崇洋媚外，讓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這種洋奴思想爬行哲學，不向它鬥爭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