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這些問題的一一解答，構成了日後中國經濟成長的種種景象。沒有一個困惑的化解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甚至一直到我寫作此書的時候，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
德國有諺語曰：“隻發生一次的事情等於沒有發生。”中國商業史的問題正好相反，事情總是在間隔一段時間後一再地重複發生，而人們卻視而不見。百年以來，曆史的內在邏輯並沒有被改朝換代所打斷，從李鴻章和盛宣懷，到宋子文和孔祥熙，再到後來的國家治理者，那麼多情節相似的故事如同翻拍電視劇般一再上演，不同的導演，不同的演員，百年不變的劇本，那劇本裏的台詞竟像基因裏的遺傳信息一樣在一代一代人身上複製和輪回。
如果我們再放眼得遙遠一點，在過去2 000年裏，中國是世界上僅有的長期維持中央集權體製的大國。對威權的迷戀仍然是全民需要警惕和亟待破解的曆史性課題。全球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權力的貪欲確實是人類的最大敵人，如果沒有製度性的約束，世上似乎沒有一個民族、一種政權可以自覺地自我控製，而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尋租理論的奠定者之一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中曾論述說：“在現代國家中，行業創造的特權導致的總成本是巨大的。而且，如果我們追溯曆史，會發現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這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擁有龐大的特權行業，這也是那時進步如此之慢的重要原因。”中國的近現代工業化之路，似乎是這段論述的最生動的注腳。
荒謬隻有在人們不同意它的時候才有意義，人類正因善於反思而得以存在。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經曆，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曆史是我們親手剪裁的一件衣服，一旦穿上，就再也脫不下來。正如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說的，“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而這正是國民性格中的劣根性之一。一代人的錯誤至少應該有三代人來共同承受，如果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我們也許將永遠不可能進步。
1977年11月，複出不久的鄧小平外出視察，他選擇的第一站是廣東。
當時，在東南沿海地區，不但出現了像石獅那樣的地下集貿市場，還發生了難以遏製的“外逃潮”。在廣東省，毗鄰香港的寶安縣每年都有數千農民冒險偷渡到對岸。偷渡者以氣枕作船，用乒乓球拍作槳，有的甚至抱著一隻籃球就跳進伶仃洋，許多人被海浪所吞沒。農民外逃的理由很簡單：一岸之隔，貧富懸殊實在太紮眼，寶安縣一個農民的日收入為0.7~1.3元，而香港農民的日收入為60~70港元。這邊有一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香港新界那邊也有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萬港元。1977年，寶安縣共堵截收容外逃人員4.6萬人，這股外逃潮甚至一直延續到1979年夏秋。
就在鄧小平前去視察的時候，大規模集體逃港事件正愈演愈烈，邊防部隊已是防不勝防。它被視為惡性政治事件，廣東省領導在彙報工作時，自然不能避而不談。沒想到，鄧小平在聽了彙報後，突然插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能夠管得了的。”這樣的回答，讓在場的幹部驚詫不已。鄧小平進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你們的問題相當集中，看來中心的問題還是政策問題……看起來現在以揭批‘四人幫’為綱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轉，要結束，要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不能提‘以階級鬥爭為綱’了。”
離開廣州後，鄧小平視察四川，在那裏又提起在廣東的所見所聞：“我在廣東聽說，養三隻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我看荒唐得很！可見我們的農村政策要變，要改革。”
誰都聽得出那聲音裏的急迫。如晚清重臣李鴻章在1880年所驚呼的那樣，“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百年跌蕩，風雨如晦。此時的中國，又到了改弦更張的變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