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經濟要重振，還麵臨一個投資來源的難題。自1949年以來，曆次重大的工業投資，分別靠的是蘇聯援助、“大躍進”式的舉國戰略以及“糧食剪刀差”所形成的資源聚集。而到1976年，這些辦法已全數失效。因為多年的鎖國政策，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額為零。
1973年的第二次設備引進計劃可以被看成它們再度登陸中國的試水之旅。當大型設備被引進後，隨之而來的是技術和管理方式的引進，繼而便是資本和商業理念的接踵而至。這將是一個曲折而富有戲劇性的進程，在後來的很多年裏，外國資本享受到了超國民的待遇。
就這樣，我們可以從資本結構的角度，大致描述一下1978年之前的企業格局：國營企業占據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資本和市場份額，民營資本主要存在於鄉村，地位卑微而力量羸弱，國際資本已經拍響了進入的門環。自中國開始發展近代工業的第一天起，這三股力量就一直並行而進，角鬥而融合，這場發展模式在1949年被中止，將近30年後，萬物輪回，遊戲又開始了。
本書至此已近尾聲，接下來的中國企業史將呈現出一番截然不同的局麵，我在《激蕩三十年》一書中將予以詳盡的描述。
此刻，站在曆史的高地上，我們不妨一起回望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的跌蕩一百年。
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裏，苦難讓我們有機會凝神思索，學到不少東西。它使中國人得以細細體察所曆之事，對千年曆史進行更嚴苛的觀察，若非受辱，我們對之也許根本不會留心，還沉浸在驕傲的大國幻境之中。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有一個詞彙覆蓋了所有的主題，它成為無數熱血國人的畢生理想，這就是“強國”。“強國”的急迫，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焦慮，有時候甚至顯得迫不及待，在一條道路還沒有完全考察清楚的時候，便不惜鋌而走險。在很多敏感關鍵的時刻，漸進式的思想往往被視為“反動”，顛覆式革命，甚至流血暴力，成為全民性的選擇。百年春秋，鬧劇、悲劇與喜劇交織上演。
在這個被“強國夢”激勵著的一百年裏，中國的複興開始於一個幽暗而絕望的夢醒時刻。商業的演進一直是國家進步和民族雪恥的重要方向，正是在這一進程中，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崛起為一支獨立的力量。而他們的曲折命運又與這個國家的政治變革和全民抉擇糾纏在一起，它們時而合一，時而決裂，卻在絕大多數時間裏處在不和諧的狀態中。百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問題，歸根到底可以總結為三個利益關係的調整：一是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的調整，二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利益的調整，三是富裕公眾與貧窮公眾的利益調整。作為富裕公眾的代表階層，企業家集團在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知識分子和貧窮公眾的關係相處上，一直沒有達成原則性和建設性的共識，這也成為中國商業進步總是被各種事件打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自1935年（孔祥熙利用全球經濟危機突襲中國民營銀行業）之後，信奉自由經濟的企業家階層就在中國逐漸煙散了，與之伴隨的是中產階級的日漸式弱與瓦解。中國民族性中對威權——特別是中央集權的渴望以及領袖崇拜，在後來的歲月中愈演愈烈，最終釀成了一場不堪回首的浩劫。
到1976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與世界經濟體係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場偉大的經濟變革即將拉開帷幕。
這將是一場沒有“藍圖”的變革。幾乎所有的民眾都清晰或模糊地意識到，那種意識形態化的國家治理模式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必須把振興經濟當做新的、最主要的國家任務。可是，到底該走一條怎樣的振興之路？僵化而低效的計劃經濟體製將以怎樣的方式被打破，而新的經濟體製又將呈現何種陌生的麵貌？國營企業集團的改革出路何在，那些已經被壓抑和消滅了多年的民間商業細胞將如何複活？發展的資金從何處來，一直被視為“洪水猛獸”的國際資本將扮演怎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政府的邊界在哪裏，理性的局限將如何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