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的日常生活被各種各樣的票據所困擾，而收入則常年沒有增加，從1958年到1977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在當時，一個工廠學徒的月工資為18元，而最具資曆的“八級”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資為108元，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個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憑副食品供應證購買半斤雞蛋、一斤半豬肉、半斤豆腐、二兩粉條和一兩芝麻醬。
在物價上，出現了日用食品價格較為低廉及家用工業品無比昂貴的反差。1976年，1塊錢可以買12~13個雞蛋，一碗素麵8分錢，肉麵1毛4分錢，一個成年人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為30斤，一斤大米的價格不到3毛錢，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錢，肉是憑票供應，分為四等，最肥的一級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級肉為4毛多一斤。相比，工業品的價格就要貴很多，一輛鳳凰牌自行車售價156元，一台蝴蝶牌縫紉機售價187元，一塊上海牌手表售價120元。人們為了得到上述這“三大件”，不得不拚命地縮衣節食。工業品的價格之所以那麼昂貴，除了供不應求的因素外，還是快速回籠貨幣、防止產生通貨膨脹的“辦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條件長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現象比比皆是。一份對全國192個大城市的調查報告表明，城市住房麵積在1949年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則下降到3.6平方米。從1976年起，北京、沈陽等城市的居民開始大著膽子，違規“蓋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說：“大夥紛紛將（公家的）建築材料化為己有。開頭，這種‘偷’雖然明目張膽，還是有某些節製某些分寸的：有的人盡量挑一些半截磚，爛木板，各種下腳料，就是說將工地淘汰下來的東西往自家搬。漸漸地，有人肆無忌憚地拆開工地上的各種保護阻攔，拿起最好的建築材料就往家裏走。當這樣的大膽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勸阻，告訴他們拿公家的東西去幹私活未免不妥的時候，他們回答說：‘什麼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國家的！連命都是屬於公家的！’他大聲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氣衝雲霄！”
在農村，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民公社被證明是一個“虛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間諺語諷刺這一製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則流傳於安徽一帶的順口溜這樣描述農民上工的情景：“頭遍哨子不買賬，二遍哨子伸頭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頭忘帶鋤，再去回家逛一逛。”到1977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是318公斤，僅比建國初期的1952年多了30公斤。
以安徽鳳陽縣為例，這個出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以鳳陽花鼓聞名的魚米之鄉從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間，糧食實際征購量11.97億斤，同期農村回銷、城鎮供應15.68億斤，也就是說，購銷相抵後，鳳陽農民不僅對國家沒有貢獻一粒糧食，反而吃進了3.71億斤。每年到了春荒，鳳陽縣的一些生產隊由隊長帶領，拿著蓋上公章的介紹信，打起花鼓，唱著辛酸的歌謠，踏上乞討的道路。到了1978年冬季，正是在這裏的小崗村，十多個被逼到絕路上的農民冒死簽下了著名的“包產到戶”合約。
在1976年的中國農村，有10萬家小工廠特別值得關注，它們都很像在前麵章節中描述過的魯冠球式的工廠。如果有一雙“先見之眼”的話，我們將看到，在未來30年裏，它們居然是啟動中國經濟的第一股力量。
這些由公社或生產大隊創辦的“社隊企業”主要從事的行業有：小水泥廠、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和小機修廠。它們要麼是為了建造房屋和興修農田水利，要麼是為了修理拖拉機等農業機械。因為城裏的國營工廠實在無法滿足農民的這些基本生活和勞動需求，所以，默許其存在，不過對之有嚴格的限製，它們隻能在公社內部——最多在附近的地方進行生產和銷售，否則就算是投機倒把。
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這些社隊企業居然從來沒有消亡過，在1960年的時候，為了“大煉鋼鐵”，社隊企業的數量一度多達11.7萬個，到1963年就被砍剩下1.1萬個。從1966年起，它又開始複萌，1970年達到4.5萬個，到1976年為10.6萬個。
這些企業獨立於國家計劃體製之外，成為一股很奇特的經濟力量。在資產關係上，它們屬於公社或生產大隊集體所有，不過，它們的經營活動卻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這些人甚至還是公社或大隊的領導。在1978年之後，隨著消費市場被激活，城裏的國營企業受體製約束始終無法展開手腳，這些天生地養的社隊企業竟“意外”地成為活躍市場和衝擊計劃體製的主流力量。這就是中國崛起的“草根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