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泊窪，團泊窪，你真的這樣靜靜的嗎？
全世界都在喧騰，哪裏沒有雷霆怒吼，風雲變化！
—— 郭小川 ：《團泊窪的秋天》，1976年
1976年，從一開始就被證明是一個絕不平凡的年份。
在這一年，中國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家相繼去世。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7月6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逝世。時年55歲、當過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湘潭縣縣委書記的華國鋒被指定為接班人。
3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裏得到了極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英傑，揚眉劍出鞘。”詩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張春橋等人。還有人在天安門觀禮台上掛了一條很有點幽默感的橫幅：“要深入批鄧：小平同誌，你拿那麼高的工資，不出來工作不行咧！”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成“幕後主使”，他因此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裏氏7.8級強烈地震，唐山城全毀，餘震波及北京、天津，累計死亡24.2萬人，重傷16.4萬人，全球震驚。
10月6日，華國鋒與葉劍英等軍隊老帥配合，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實行隔離審查，他們被稱為“四人幫”。對這個極左集團的全麵清算，是共和國曆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國家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的標誌。
受到自然災害及政治波動的影響，1976年的工農業總產值隻比上年增長了1.7%，遠遠低於計劃要求的7%~7.5%，國家財政收入也出現了29.6億元的赤字。在國家投資拉動為主要手段的計劃經濟體製下，政治鬥爭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從1965年到1976年，中國共出現四次經濟高峰，分別是1965年、1970年、1973年和1975年，此外出現了四次低穀，分別是1967年、1972年、1974年和1976年。但這一時期，由於價格受到嚴格控製，宏觀變動竟與通貨膨脹無關，這與1978年之後的情況大不相同。
從這一年的報章來看，輿論一直在不停地聲討鄧小平的經濟政策。
1976年6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有一篇《靠“責任製”還是靠覺悟？》的文章，它的署名者是“上海市求新造船廠銅工彎管組”。文內寫道：黨內最大的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授意炮製的《條例》大肆鼓吹所謂“責任製”，胡說什麼“規章製度關鍵是一個責任製”。這種不講路線、不講共產主義風格的“責任製”，到底是個什麼貨色，我們廣大造船工人心裏最清楚。
文章說，“崗位責任製”對廣大群眾實行管、卡、壓，什麼車、鉗、刨、銑各有專職，電焊、漆工不許亂來，每人都要“安守本分”；部門、工種之間不得越雷池一步，如有任何的“越軌”行為，就要扣工資，給處分。這種“責任製”死死地束縛了我們工人的手腳，扼殺了我們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其罪惡目的就是要取消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誘騙工人埋頭生產，不問無產階級政治，聽任他們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複辟資本主義。
從8月13日到10月6日，僅《人民日報》就發表“批鄧”文章總計110篇。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判組編寫的三本“批鄧”小冊子發行了上千萬冊。鄧小平、陳雲等人在過去兩年多裏推行的開放和整頓政策幾乎被全部推翻了。
鄧小平的再度複出是在1977年7月。因葉劍英元帥等人的堅持，在中共第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通過決議宣布，持續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
在1976~1977年間，計劃經濟的弊端已經完全地呈現出來，人們徹底厭倦了一場接一場的、永無盡頭卻沒有任何實惠的政治運動。據胡鞍鋼的統計，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開展各種大、小政治運動多達67次，平均每年2.5次，往往一個運動尚未結束，下一個就接踵而至。在“四人幫”被清除之後，華國鋒仍然大搞政治運動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對這一方針的揚棄，將經曆一場著名的大討論，在1978年底才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