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道路狹窄，來來往往的小商販們造成了交通堵塞，以至於陳永貴的專車竟無法順利通行。陳永貴觸景生情，說出了一句後來在全國廣為流傳的話：“這是資本主義擋住了社會主義的路，堵不死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
很快，石獅成了全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反麵典型。據當時的排查記錄顯示，在所有的投機倒把分子中，非法獲利萬元以上的就有11人，非法獲利5 000元以上的14人，千元以上的54人，這些人都受到了懲罰，有的被關押判刑，有的被抄沒家產。北京的電影製片廠專門來這裏蹲點拍攝，製成了一部長達28分鍾、名為“鐵證如山”的新聞紀錄片。從留存至今的鏡頭中，可以看到混亂而肮髒的自由市場交易畫麵，一個個看起來驚恐如鼠的小商小販，影片的畫外音以泰山壓頂般的口氣怒斥道：“石獅的資本主義小攤小點有993個，日成交額達60萬元！這裏烏七八糟、臭氣衝天！……自由買賣是資本主義，你們自由買賣了，你們是資本主義；燒香拜佛是封建主義，你們燒了拜了，你們是封建主義。瞧，鐵證如山！”
後來的史家當然給予了石獅完全不同的定論。在1978年之後，正是福建的晉江地區、廣東的潮汕地區以及浙江的溫州和台州地區，成為私人經濟率先活躍起來的發源地。
1974年12月3日淩晨，顧準在昏暗和寂寞中去世。在過去的幾年裏，他經常咳血，並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症狀當做氣管炎來治療，當最終確診為肺癌以後，已是無藥可治的晚期。
從“文革”開始之後，顧準與中科院經濟所的同事們被集體下放到幹校勞改。那些日子，無論是夏天還是秋天，他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著破綠軍鞋，整天奔忙在貧瘠堅硬的田地上，做著毫無效率可言的農活。據吳敬璉的回憶，在當時，顧準“痰中帶血”，身體已經出現了惡化征兆。他瘦弱的身影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顯得那麼的無力和可笑，沒有人知道，在這具已經被拋棄的軀體內正流淌著一股倔強而清醒的血液。
一個比他小十多歲的研究員吳敬璉，與顧準成了莫逆之交。吳敬璉的政治定性是“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他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真實意圖產生了懷疑，而顧準顯然看得更加深遠。吳敬璉日後回憶說：“顧準總是說，這不隻是那幾個人的問題，對於中國為什麼在20世紀都已過去了一半的時候還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怪事，需要放到整個曆史發展的背景下去觀察。”
這時候的顧準，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顧準了。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的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位早年的會計學教授、上海市財稅局長不再滿足於所謂的“專業”。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會計一道，不想再碰，20年前舊業，也不想再操了。”顧準開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進而上溯到希臘的城邦製度。他想要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製度時所麵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這種富有穿透力和強大時空坐標感的鑽研，讓他的思考力變得愈加銳利，他對諸多尋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來，皆成智珠。
某次，一位棚友購得一本《天演論》，視為寶物，顧準拿來“粗讀一過，頗多感觸”。他的感觸是：“（此書）歸根到底，無非強調人定勝天一語，而於政治則為舍己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說，持其論，可以破民主個人主義，而歸於集體英雄主義，此集體英雄主義鋒芒所向。並非人事，特為自然。循是推論，則凡違此義者，都與人類本身之目的不合，而為人類之異己分子，階級鬥爭不可廢，且永不可廢，根據悉在此。”自從《天演論》被翻譯到中國後，從沒有人以這樣的角度來解構這部一直被奉若真理的作品，顧準卻從中尖銳地看出了植根於國民精神深處的對專製的膜拜，他的思想如一把薄如素葉的手術刀，準確而幹淨，舉手一試，萬物頹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