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顧準以“十年來的蘇聯經濟”為題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製的發展，而且是一種極其笨拙的、悉索敝賦的以供軍備的那種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製，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進而說：“本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經濟體製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製度，用在軍費與基本工業擴展上的比例很大，用於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見的將來，這個看來都難受的體製還是會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會有一種力量來推翻這個令人窒息的製度。”
顧準是1972年夏天回到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經在四年前自殺，而子女們與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他隻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間鬥室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裏，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為一本名叫“希臘城邦製度”的書作準備。
這是一個為抽屜而寫的偉大作品，顧準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動力來自天地間一個冥冥的召喚。他以數十萬言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製度與“東方專製主義”的區別，“在全麵比較中西文明的基礎上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他的書中寫道：“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麼終極目的，有的，隻是進步。”這位早年狂熱的理想主義者終於在曆經劫波之後脫胎換骨，回歸為一個理性、中庸、信奉漸進的經驗主義者，在一個接一個昏暗難眠的夜晚，他將畢生的憤怒鑄成了一個個帶血的漢字。顧準不知道的是，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匈牙利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János Kornai）正在創作《反均衡論》（1971年） 和《短缺經濟學》（1980年），而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人哈耶克正因他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他將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製度的徹底清算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顧準晚年一直對自殺的妻子念念不忘，他的同事駱耕漠曾回憶一個細節：“1973年前後，記得我剛補發了工資，我請顧準到莫斯科餐廳吃飯，回來時太陽落山了，他說，我們走條近路回去吧。其實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樓前，他眼睛望著樓上一個窗戶，默默地停了好長時間。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過的地方憑吊，汪璧是在這裏自殺的。”
1974年11月，醫生在顧準的痰液培養結果中發現了癌細胞，顧準自知末日降臨。當時，那場“文革”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顧準在遺囑中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誌”。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傳承。十多天後，顧準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準最終成了那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人。十多年後，他被認為是一個“卸下肋骨點燃光明的烈士”，他用自己的苦難講述了生命的堅強、豐富和寬廣，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後，他就被那個時代所拋棄了，隨後的22年裏，他的生活淩亂而慘淡，他的身份卑賤而可鄙，他的聲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誌所厭惡而顯得多餘。但是最終，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抹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