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中東地區的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爆發戰爭，後者為了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集體提高原油價格並威脅停止對美國供油，從而直接引爆了全球性石油危機，這也是人類經濟史上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猛漲到12美元，僅提價一項使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億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 100億美元。
石油價格暴漲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日後持續三年的石油危機對發達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衝擊，物價攀升，經濟蕭條，失業率大幅提升，美國的工業生產因此下降了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在西方經濟史上，這場危機意味著戰後統治政商界長達30年之久的凱恩斯主義的階段性終結，因為，事實與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理論發生了矛盾：通貨膨脹不可能與大規模失業同時發生。各國政府意識到了財政限製及控製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性。這一共識的逐漸形成，直接導致了幾年後信奉自由市場的“裏根－撒切爾”主義的誕生。
在這場危機中，還伴生出了另外一個景象：石油資源豐富的社會主義蘇聯成了意外的獲益者。據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記述，從70年代初期到1980年，蘇聯向西方國家大量出口石油，其比例從占出口總額的18%猛增到32%。“黑色黃金”所帶來的滾滾財富讓早已陷入困境、被顧準診斷為“不治之症”的計劃經濟體製突然找到了一個碩大的“救生圈”。如霍氏所分析，“從此，蘇聯政府根本放棄了任何認真的嚐試，以挽回顯然正在走下坡的經濟，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小麥喂飽百姓，比在自家努力下解決農業生產問題容易多了”。也就是從此開始，腰包滿滿的蘇聯與美國展開了長達15年之久的軍備競賽，直至1990年蘇聯解體。日後來看，當改革被放棄的時候，石油變成了一個“詛咒”。
對中國而言，這場石油危機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在能源價格上揚的壓迫下，發達國家開始產業升級，並謀求更大規模的全球化貿易，經濟的實際利益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一直被排斥和“遺忘”的中國顯然成了一塊最誘人的處女市場。這種勢能的出現，為正在艱難地打開國門的中國，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發展空間。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在1973年啟動的大規模設備引進工程事實上正順應了這一潮流。
在決定性的時刻到來之前，中國還將經曆一段難熬的歲月。
進入1975年之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與江青等人的鬥爭日趨白熱化。鄧小平多次表達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他說：“老幹部要橫下一條心，拚老命，‘敢’字當頭，不怕，無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緊，也是個貢獻。”後來在1982年，他回顧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從數據上看，盡管受到很大的幹擾，不過在鄧小平等人的整頓政策下，國民經濟又出現了反彈，1975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11.9%，是十年來增長最快的一年。
1975年12月，江青、張春橋等人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打倒。
這時，國家飄搖，局勢動蕩，中國走到了一個無比微妙而重大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