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和體製空間。
首先，“文革”造成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 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1/3，隻相當於美國的1/10。正是在這十年中，日本成長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四小龍”紛紛崛起。
胡鞍鋼對“文革”十年的經濟損失有過一個定量分析。據他的計算，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為9%左右，1952~1957年間實際GDP增長率為9.2%，1978~2003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9.3%，而1957~1978年間為5.4%，也就是低了4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也遠遠低於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
十年“文革”中，因為教育製度的失誤，全國少培養了100萬大學畢業生和200萬中專畢業生，耽誤了一代人，中國的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進一步拉大。據蔡昉和都陽的研究，“文革”使潛在人力資本存量減少了14.3%。
對於十年浩劫的影響，國內外學者還有另外一些觀察角度。哈佛大學的德懷特·帕金斯便認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壞性的後果，並不是紅衛兵年代的無秩序造成的，而是長期遵循一個獨特的發展戰略並由戰略而產生的計劃和管理的質量所致。因此，要解決這個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但中國的計劃製訂者在十年之後才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帕金斯所謂的“十年後”，就是指1976年。
帕金斯的意思是，盡管“文革”造成了國民經濟的混亂，然而，在這期間，經濟治理的模式與邏輯與之前並沒有任何改變。這些模式和邏輯包括：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限製和逐步消滅商品和貿易關係的產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麵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限製按勞分配推行平均主義的原則、反對權威主義取消專業分工的準則、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的做法，等等。吳敬璉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寫道：“企圖以海量投資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我國經濟情況極度惡化以及巨大的財富乃至生命損失，然而，即使造成了這樣大的災禍，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卻始終沒有得到糾正。經濟增長主要倚靠投資，特別是重化工業投資，成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開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中我們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
上述種種模式與邏輯從20世紀50年代之後一以貫之，並無重大更改。在“文革”十年中，由於眾多精通經濟管理的高中層官員或被打倒，或被下放，使得計劃經濟製度的負麵性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在這個意義上，“文革”作為一個代價昂貴的“反麵教材”，為日後的思想解放和經濟體製改革創造了空間。
1949年之後的新中國，再沒有受到列強的軍事侵略。到1976年，無論在人口、經濟還是軍事意義上，它都已經是一個不容欺辱和輕視的大國。
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從1.8%降低到0.73%，水澆地占耕地麵積從 18.5%提高到45.3%，每畝使用化肥從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國的鋼產量增加了129倍、煤產量增加15倍、發電量增加47倍、石油產量增加726倍、化肥產量增加874倍、水泥產量增加71倍 、糧食產量增加2.5倍、棉花產量增加4.6倍。中國的鐵路裏程增加2.2倍、公路裏程增加10.2倍、水運和航空裏程分別增加1.9倍和8.6倍。中國用不到30年時間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