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是世界上少有的沒有通貨膨脹的國家之一，從1952年到1978年的通脹率平均每年隻有1.7%。中國的中小學在校學生增加8.4倍、高等學校學生增加5.3倍。中國政府還在城市和農村分別建立了公費醫療和合作醫療體係。中國還是當時世界上四個核武器俱樂部成員之一，另外三個成員是美國、蘇聯和法國。
盡管取得了上述成就，但是中國顯然不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甚至因為政治局勢的動蕩，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經濟成長總是被打斷和處於停滯的狀態。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在1952~1978年之間，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及香港和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的出口額隻增長了一倍。
1976年，隨著“文革”的結束，國家治理者麵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攤子。“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麵。”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誌武的這一評論，是經濟界的一個共識。
指令性計劃經濟體係的構築，讓產業經濟的效率非常低下。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配給製，國有企業部門非常龐大，普遍實行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製，甚至火柴漲價一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準。私人財產不受法律保護，民營經濟近乎於零。在國營企業領域，工廠沒有生產積極性，效率與效益的雙重滑坡十分驚人，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已經走到了盡頭。林毅夫等人的研究表明，傳統工業化道路造成了畸形的產業結構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使得產值增長的數字並不能反映實質性的經濟增長。
在全國投資總額中，重工業所占比重在連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高達51.1%和49.6%，但生產效率、經濟效益卻漸趨低下。雖然多年強調“以鋼為綱”，但1976年的鋼產量隻有2 040萬噸，僅相當於197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到1976年出現了“六個驚人”的大倒退—— 一是消耗高得驚人，二是勞動生產率低得驚人，三是虧損大得驚人，四是設備破壞得驚人，五是“胡子工程”（久拖不決、久建不成） 長得驚人，六是投資效益低得驚人。
有一些數據可以生動地表明投資效率的低下到了多麼可怕的地步。據國家統計局的計算，在1976年生產1千瓦電所需要的投資，竟比1966年要高3倍，生產1噸鋼所需投資則高將近兩倍，運輸每噸每公裏所需投資則超過40%。另據李安增、王立勝所著的《中國當代史》統計，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1955年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66年還是34.5元，1976年下降為19.3元；商業每百元實現的利稅，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隻有9.7元。
到1976年底，私營經濟在我國已經絕跡，個體經濟也微乎其微，全國城鎮個體工商業者隻剩下19萬人，僅為“文革”爆發時的12.2%，銳減了87.8%，其中個體工業減少了88.9%，個體建築業減少了60%，個體運輸業減少了88.9%，個體商業、飲食業和服務業減少了75%，其他個體經營者減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業品集體商業網點隻有1 283個，個體商販僅剩3 085人，百業蕭條，已到絕境。
在民生方麵，片麵強調重工業優先的產業發展戰略，讓物資短缺的問題始終無法得到根本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