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孫運元
鬱達夫的文學地位在某種意義上似乎已有定位，他出色的文學才華和驕人的成就也一直為後來者所讚譽。筆者認為，鬱達夫的傑出的文學成就，來源於他作品的獨特性，而他作品的獨特性又來源於他獨特的個性身份，他那不俗的文學姿態確乎達到了超凡的境界，同時也透出陣陣低俗的氣息。
一位作家的先鋒性大都來源於他的叛逆性、挑戰性和不可低估的獨特性。據美國當代著名精神分析批評家霍蘭德關於一個人的個性身份與其文學經驗之間關係的核心理論，個人的風格是由人體、文化和個人獨一無二的曆史造成的，亦即人的身份造就風格。人的個性身份由三個方麵構成：人體身份、文化身份和曆史身份。而個性身份，霍氏認為，往往決定一個人的閱讀反應。筆者認為這種影響應為雙向的；作為一個作家，他既是讀者又是作者。一個人的獨有個性身份不能不對作家構成影響，如果這種獨特性程度足夠高的話，就會形成巨大影響。鬱達夫具有天生獨特的個性身份：天才的鑒賞力與識別力，敏感細膩的審美能力，個體的生動性、內心活動的豐富性和人性的深刻性，同時他兼具大家所具備的睿智悟性，深厚的文化功底，深邃廣博的曆史感和與眾不同的坎坷經曆，這一切都成為造就一座文學大廈的塊石。
鬱達夫的人體身份是非常特別的。身體纖弱，神經脆弱而敏感，多疑而憂鬱、猜忌而衝動；他又有著不一般的曆史身份，雖然是鬱家幼子，卻無嬌生慣養的資本。鬱家曆代書香門第，到鬱達夫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經破落。3歲喪父，不知父愛為何物，寡母獨自挑起生活的重擔，經常奔波在外而疏於理內，不能給予鬱達夫以母愛。6歲的姐姐也被迫送給人家做童養媳。鬱達夫比一般人過早地受到了人間磨難。童年的孤獨生活使他逐漸養成了孤僻、內向、自卑、自憐又自戀的性格。
鬱達夫有著超常的“裏比多”衝動。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這種衝動一經壓抑就容易扭曲變態。12歲時這種衝動下的所謂初戀隨著他考入嘉興中學而告終，但卻給少年的鬱達夫初次埋下了春愁的種子。從嘉興到杭州再到之江大學預科，鬱達夫一直與周圍同學格格不入；惜花之情、懷鄉之意時時泛起，使他寂寞難當，倍感孤獨；於秋風乍起、荷花凋落、碧水悠悠、殘蟬哀鳴的無奈中，暫時把此種衝動壓下，轉而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所謂文人情懷，無非花月；才子牽掛，皆關風情。到了日本留學時，經濟上的窘迫，舉目無親的孤單，作為外國人所遭受的冷遇，再加上其貌不揚，使他在尋求女性嗬護的失敗過程裏，對痛苦、失敗、無奈體驗得異常深刻。以上諸多因素養育了鬱達夫變態的情欲、綿綿孤獨和虛無的情緒，從而成為他在作品中得以表現的主要內容。
這獨特的“身體身份”和“曆史身份”使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女性為主角，或與性有關，有些作品甚至寫變態的性欲。在筆者看來，鬱達夫的某些作品基本上是他個人心靈史、個人心理體驗的寫照，非得要把他的一些個性身份處處跟社會、國家、民族聯係起來，從而去闡釋、剖析他的作品，以揭示出其中“大義”，這種做法在某種意義上似乎處於人們自覺的善意：“勿以惡意觀人”，認為唯其如此，才能起到正統的教化作用，不至於貽誤青年，才能於世有補。其實，把他的某些作品與國家民族精神聯係起來解讀有失牽強。由於超強的性欲，受壓抑後變態的“裏比多”衝動，使他擅寫情，而這種變態讓他往往置社會道德所要求的“至善原則”於不顧，一味遵循“快樂原則”，形成了他作品裏常有的景象。此時實在是他人性中原始的東西、壓抑後的東西展示較多，社會的、至上的內容極少。如《銀灰色的死》中的Y君，暫時的衝動、暫時地尋求情感寄托並不是愛，他恐怕也深知是不能娶她為妻的，而靜兒也不可能真的跟了他去，其原因恐怕也不能簡單地歸為中國的落後，因為Y君的愛的出發點本來就不夠厚重真實。
鬱達夫的另外一些作品如《空虛》《人妖》等似乎專門寫無意識的原始衝動，對無意中邂逅的素不相識的女子，便能蕩起他的非非之想。在這些作品裏，我們委實沒有看到鬱達夫有甚高尚的東西，隻不過是純粹的動物性衝動。我們雖然欽佩他驚人的才華和天才的想象力，但其格調無論如何算不上高尚，此低俗之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