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研究
作者：張安張鶴
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界標，也是唐代文學發展的轉折點。曾經生活在開元盛世中的詩人們，忽然被卷入戰爭的烽火中，麵對國家苦難和民生凋敝，思想和創作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早在天寶年間，社會政治的黑暗與腐敗，已使詩人們的許多創作由理想而轉入現實，由積極問世而轉入消極退隱，安史之亂的爆發則使這種傾向更加明顯。王維，這位本身性格軟弱，又喜好佛學的詩人，其受戰亂的影響十分突出，他的創作中很能反映出其思想的變化。
王維寫於安史之亂時期的作品並不多，約為三十篇左右，還不占全集數量的十分之一。但這些作品所流露出的思想情緒與此前的作品不盡相同，其以入為出、以出求入的圓通的人生態度由於戰亂的衝擊而正式形成，異於天寶年間棄官求隱的心境，而顯現出作者晚年時期一種通脫的處世原則。
習慣看法是王維晚年的處世態度是消極退避的，但這隻是其中的一麵。考察王維安史之亂時期的創作，我們不難發現他的作品中不乏濟世安民思想，其為蒼生謀的政治想法不時閃光。而他之所以采取一種“無可無不可”的生活主旨，也正是因為他看到了要想在當時處境下不受政治迫害，亦進亦退的做法是很合適的。
安史之亂爆發後，王維扈從玄宗不及，身陷賊中，便“服藥取痢，偽稱喑病”（《舊唐書·王維傳》），裝啞拒官。後居於洛陽菩提寺，聞安祿山宴於凝碧池事，做詩表達亡國之痛及思念唐室之情。在當時險惡的情況下，王維能夠設法拒賊（盡管做法軟弱），關心民生的痛苦，希望早日恢複統一，唱出“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在朝天”（《菩提寺禁裴迪來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頌示裴迪》）的詩句，實屬不易。杜甫雲其“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正是肯定的評論。
脫賊後，王維因屈節而陷入一種痛苦的內疚之中，雖然因其《凝碧池》詩及其弟縉請以己官贖維罪，而得到肅宗的寬免，但卻始終未能擺脫這種自愧之情。他在《謝除太子中允表》中寫道：“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幹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今上皇返正……仍開祝網之恩，免臣釁鼓之戮。投書削罪，端袵立朝，穢汙殘骸，死滅餘氣。伏謁明主，豈不自愧於心；仰廁群臣，亦複何施其麵？局天內省，無地自容。”可見，王維對於陷賊受偽職痛心疾首，以至於後來“顧影慚朝謁”（《冬夜抒懷》）。這種自愧之情加重了王維出與處的矛盾心態。一方麵他想到過去的幾多遭際，便產生了“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歎白發》）的濃重感傷。他想出家修道，在脫離塵世的參禪信佛的寧靜生活中獲得一種心靈的安慰與解脫。“安得舍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口號又示裴迪》），不僅是一種陷賊脫身的表示，亦是長期以來心靈塵累積蓄到一定程度而發出的深沉呼吸。然而他在思想退隱的同時希望能夠濟世安民，為國家做些好事以報主恩。他對忠義之士“延頸企踵，響風慕義無窮”（《與工部李侍郎書》），對“慷慨念王室，從容獻官箴”（《送韋大夫東京留守》）的有識之士表示激賞，在他人赴任時也希望其能夠興廢除弊，為民求福（《送邢桂州》）。這都說明了王維與世無法隔絕的心跡，他對國家和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有一種難以割舍的濟世情懷存在。可見，王維決不是隻圖個人或家庭利益的詩人或政客，他的心中牽掛著亂世中的蒼生。這是王維不能與世決絕的根本原因。因此，王維的“出”是政治鬥爭和官場腐敗對身心造成壓抑所采取的行動，是一種屈節後內心愧疚之情下尋求解脫的方式；而他的“處”則是一種心係蒼生的濟世情懷的支配，當然也不乏有維持家庭生計等原因，但這並不是主要的。當然，王維的出與處在天寶年間就已經開始了，但那時與此時尚有不同。天寶年間的“出”主要在擺脫李林甫、楊國忠操縱權柄黑暗官場的塵累，而“處”則在“世網嬰我故”（《偶然作》），家庭生計的需要起著重要的影響。但安史之亂後，出與處的矛盾心理卻如前所述有了新的不同。而且如果我們結合當時政局的狀況來看，還會發現更為深刻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