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經緯
作者：湯朝誌
鄭道昭出身於滎陽世家，按北魏的門第製度，滎陽鄭氏、清河崔氏、範剛盧氏、太躁李氏、趙郡王氏是山東漢士族中為首的五姓。因此，鄭道昭也是個出身於名門望族的人物。他生在中國南北分立和動亂的時代，長於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區。這時中原地區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主，各民族的文化發生了融合變化。僅就文字和書法藝術方麵來講，這時期的文字從篆隸字體轉向楷書字體。北朝的楷書字體受少數民族的影響，在鍾太傅完型的楷書字體上出現了繁體和簡體，創造了許許多多的偏傍糅雜的新字，形成了許多後世所稱謂的“六朝別字”。在書法藝術上雖然保存和延續了篆、隸的筆法，但在古茂樸質之中增添了粗獷豪放的氣息，發展了顯明的出方入圓的筆法。這時期南朝的文字和書法藝術，雖同樣是承襲漢魏兩晉以來的傳統，但由於地域的不同，在文字方麵很少出現“別字”，書法方麵宗法衛夫人（茂漪）和二王（羲之和獻之）的體係，以流便婉麗為主。形成了北朝書法雄強，宜於碑誌榜額，南朝雋逸，宜於書帖函讀的迥然有別的兩種風格。是在時代共性中出現的地域差異，也是地域共性反映的自然規律。在探討鄭道昭書法藝術時，就可看出他的地域性是很明顯的。
從各種碑刻和傳記裏隻能看到鄭道昭好為詩賦，長於吏治的描述，就是沒有提到他工於書法。幸而有雲峰諸山摩崖刻石的存在，使我們今天還能夠看到他那精湛的書法藝術。
從雲峰諸山刻石來看，鄭氏書法的結體莊嚴樸茂，渾實古厚而又瀟疏飄逸。在運筆方麵是雄強有力，出方入圓，篆、隸筆法兼收並使，是在鍾繇、衛璀的楷書體係方麵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應當說鄭道昭的書法藝術是北朝書法體係中的一個典型，因為他是上承自東漢末期到三國兩晉以來，各大書法家的集大成者。與蔡邕、韋誕、鍾繇、衛璀諸人是血脈相通，淵源有自的。
按現在存世的摩崖刻石與鄭氏書法最為相似的有《石門銘》與《瘞鶴銘》。康有為稱：“北碑中若《鄭文公》之神韻……《石門銘》之疏逸。”又說：“高美則有《鄭道昭碑》”，“愛精麗之碑，莫若《鄭文公》《石門銘》……以其為隸楷之極則也”，又說：“《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門頌》《孔宙》等碑。皆夏殷舊國，亦與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籠也。《六十人造像》《鄭道昭》乃其法乳，後世寡能傳之。”我認為康氏此論確屬至稿。評價鄭道昭的書法藝術要從他繼承的傳統來看他的發展成就。正如李瑞清在他寫的《書跋》中說：“不知篆隸而高談北碑，妄也。”所以我們研究鄭道昭的書法藝術，要從他的筆法源流和字體間架結構，篇幅的分章補白上去認識，才會評論得體。
鄭道昭的書法確是以篆、隸筆法寫楷書的，用筆是方圓並用。字的結體和分行補白也是參以篆籀和漢簡。所以能在謹嚴茂密中有疏散飄逸之美，在渾樸古厚之中寓有雋永之趣。他的運筆，圓筆以迥環婉轉出之，方筆若斧劈刀斫中鋒行筆。側鋒起筆，時而頓挫，時而直貫，在靜中有動，在動中有靜。
關於鄭道昭的運筆問題，筆者認為祝嘉先生的看法很深入，很正確。“鄭道昭的《鄭文公碑》，知道的人較多，但這碑不是他最高的作品，雲峰其他刻石，得天然之美，變化最大……方筆、圓筆、篆法、隸法，無不具備，若奇花異草，高妙難名。”但有人將鄭道昭的運筆方法，分作純方筆與純圓筆的說法，是不合實際的。雖然舉出《白駒穀》題名作為純方筆，《鄭文公碑》作為純圓筆的例證，也是脫離實際運筆方法的。按鄭氏運筆是有正鋒，有側鋒，正鋒易出圓筆，側鋒易出方筆。以正鋒退筆進劃，繼以正鋒收筆則字耐圓潤，以側鋒順筆進劃，繼以轉鋒折筆則字畫方勁，故圓筆與方筆經常是在字裏行聞變換運用的。籀文、篆書和草書多圓筆，隸書和章草多方筆。但各體書在迥環與取勢時，往往要調和變換。故以方筆為主者多以圓筆為輔，以圓筆為主者又以方筆為輔，此剛柔相濟，相輔相成，互相為佐。正如祝嘉先生在其《書學論集》中所說：“雲峰諸刻，則有方圓並用的。且粗的不覺其肥，細的不嫌其瘦，縱筆所至，無不如意，真是神乎其技。”這就是鄭氏筆法在篆隸兼備下展現的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