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經緯
作者：吳媛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平複了戰亂紛擾的五代十國，統一了中國，建立大宋王朝，實行崇文政策。三百年來，宋王朝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在這樣的思想風潮的影響下，宋代在繪畫領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非常寶貴的藝術作品和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繪畫理論。北宋初期，沒有建立自己的畫院製度，而繼續使用五代和南唐時期的畫院製度，設立了翰林圖畫院，邀請因為戰亂而散布在不同地區的繪畫名家加入翰林圖畫院。例如高文進父子、黃荃父子、崔白、郭熙、王希孟、董源、徐崇嗣、周文矩、張擇端等人，這些畫家都響應了朝廷的號召紛紛來到了京城加入畫院。還有一些地區的知名畫家都慕名而來加入翰林圖畫院以謀求更好的發展，以至於當時宋代的畫院成為全國實力最為雄厚的發展院體繪畫的中心，規模龐大，體製完備。
北宋初期的院體畫大多是由統治者規定繪畫的樣式，主宰畫院的繪畫風格。當時黃荃父子的花鳥畫作品以其富麗堂皇、豔麗珍奇、精巧細膩的風格迎合皇家富貴、輝煌的審美觀，受到了廣泛的追捧，並獲得重用。宋太宗命黃居寀來品鑒曆代名畫，並以“黃家樣式”為審美標準來考核和選用畫院人才，即“較藝者，視黃氏體製為優劣取”。在這種情況下北宋初期院體繪畫形成了，真實再現客觀對象的寫實風格。此時，較為知名的花鳥畫家還有趙昌、崔白等人。他們都在作畫過程中認真觀察客觀對象的結構和生長規律，把客觀對象最為生動真實的一麵呈現在畫麵上，以此來期望在技法上達到“所畫無不精絕，落筆運思即成，不假於繩尺，曲直方圓皆中法度”的熟練程度。而這一時期的山水畫作品作為北宋初期的繪畫主流，主要表現對象為：北方氣勢雄壯、恢宏的自然山水。
與此同時，在畫院以外，另一種與其在繪畫形式上有所區別的畫派也在迅速發展，這就是“文人畫派”。“文人畫派”這種形式的出現，是針對當時蓬勃興盛的院體畫而提出的，這一繪畫流派的出現，對以後的繪畫及其繪畫理論都產生深遠影響。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崇文抑武、黨爭頻繁”的社會大風潮影響之下，自然而然的把“琴棋書畫”視為“獨善其身”的重要方式，在官場上得不到長期的肯定和穩定的發展就隻能“獨善其身”轉而向其它領域謀求發展，以此來分散精力，寬慰自己，抒發自己的情感。他們強調在自己的繪畫作品中應該能夠體現出畫家本人的人品、學問和才情等等要素。這些文人畫家所選擇的繪畫題材多為花鳥和山水畫，其中以梅、蘭、竹、菊，山、水、樹、石等客觀對象為主，追求表現畫家的主觀情趣。以這些自然物象來比喻自己堅忍不拔、能屈能伸的崇高品格，以作畫中的筆情墨趣來表達自己的心境，強調自己的主觀感受，不讚成院體畫家所推行的寫實風格。不拘泥於形似，提倡一種淡墨輕嵐、平淡清新、筆墨蕭疏的藝術風格。在表現形式上多采用“逸筆草草”、“不求形似”、“水墨淋漓”的手法，以求得作品不同於“寫實主義”的天然意境，其筆墨藝術通過“幹濕濃淡”所呈現出一種自身的感人力量。兩宋時期在自身崇文抑武，推崇儒道的曆史文化背景下，繪畫呈現出這個時代的審美特征也是必然的發展方向。其實中國的傳統的文人繪畫一直都沒有把真實客觀的再現客觀對象的外在特征作為創作的根本目標，而是把揭示客觀對象的內部精神作為藝術的最高追求。宋代大文豪蘇軾說“論畫以形似，見於兒童鄰”，元代的畫評家夏文彥說“大抵寫意，不求形似”。由此可見，文人畫派崇尚“寫意”的表現方式，對客觀對象內心世界的描繪有更高的追求，這種風格是相對於宮廷的寫實繪畫來說的。
根據馬克思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人的一切精神生活及其形式，都是派生於一定的社會經濟物質生活之上的第二性的東西。”無論是文人畫還是院體畫，他們都想通過自己的繪畫作品來表達自己所生活的社會階層的生活狀態和感情思想。然而這兩種不同的繪畫流派，在表現技法上的差異，追根揭底還因為畫家所處社會階級的不同，不同層次的人所接受的文化思想的高度也不盡相同，對其理解的深度也不同。這也就導致了文人畫派和院體畫派之間的審美情趣的差異，不同審美觀念也致使這兩個流派在畫風上，一個崇尚“清馨淡雅”一個崇尚“富貴工細”這兩種看似相對立的繪畫風貌。由於統治階級內部不同的社會階層、物質生活的基礎不同導致了審美觀念上的千差萬別，形成了“清馨淡雅”和“富貴工細”這兩種不同的審美需求。事實上這兩個流派的畫家隻是處於不同的社會地位和環境，但仍然屬於相同的社會團體。它們之間並不是相互對立的階級，其階級利益也互不衝突。從這方麵來看，就不應該把這兩個不同繪畫流派之間的關係看得太過於對立，馬克思認為任何矛盾都是對立統一的，都具有“同一性”。“文人畫派”和“院體畫派”在宋代畫壇交相輝映的同時，還有另外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存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繪畫表現風格介於文人畫派和院體畫派之間的繪畫作品和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