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儒學與孔教
文化視野
作者：崔宇胡素傑
在中國曆史文化發展進程中，如果說可以和道教佛教相抗衡那就一定非“儒教”莫屬了，而且大家能夠經常看見“儒釋道三教”、“儒釋道三教圓融”之類的詞語出現在文章、著述之中。既然儒學或者說儒教可以和道教佛教抗衡那麼就會引出一個問題：儒教是否為宗教？在中國曆史文化發展的長河中，儒教或者說孔教是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倡導傳播之下逐步轉型發展而來的，這樣就會出現儒教是宗教和不是宗教之爭。最先提出這一觀點的是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他曾經這樣說：“儒教是中國所固有的，並且是國內最古老的一種。”繼利瑪竇提出這一觀點之後，隨著日本人最早使用漢語“宗教”一詞來翻譯西方的“religion”，儒教是否是宗教這一問題再次被強化。而作為清代今文經學派領袖、19世紀末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更是抓住了這一契機，並且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孔教運動”，在現實層麵上試圖證明孔教就是一種宗教，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長的宗教。在康有為的“孔教運動”失敗之後，仍然不乏一批學者在研究儒學是否是宗教這一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侯外廬和任繼愈。綜上所述，中國曆史上主張儒學是宗教的觀點實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為代表，他們在中國傳教的行為過程中一直把儒學認為是一種宗教，但是事實上並不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在這一點上牟宗三先生則指出：“宗教，如中文所示，有宗有教。宗是其歸宿，教是其軌道，依宗起教，以教定宗。故中國以前隻言教，而不合言宗教。”第二階段就是以康有為等人為代表，他們承認儒學是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並掀起“孔教運動”，此觀點下麵詳盡闡述。第三階段就是以侯外廬、任繼愈等人為代表，他們在認定儒學是宗教的前提下，批判儒教中所包含的消極意義。侯外廬認為儒學雖不具有宗教之名，卻具有宗教之實，他還拿董仲舒所提供的天、道、聖人的“三位一體”來與基督教、佛教相抗衡，以此來論證儒學就是宗教。任繼愈先生對宗教進行了透徹的分析，把宗教分為“本質”和“外殼”兩部分，認為本質部分是宗教的決定因素，而外殼部分為非決定因素，“本質”部分決定著是否宗教的標準，而“外殼”部分決定著宗教的不同種類。同時他也指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經典就是儒家的“六經”，宗教組織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學堂，而學官就是儒教的神職人員。到這裏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詳盡了解儒學是宗教這一問題的發展脈絡，還能橫向非常詳盡把握每一個曆史階段的代表人物的主要的思想，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儒學宗教化的哲學遞進的過程。
下麵筆者想更加詳盡探討一下康有為的儒學宗教論以及孔教運動。康有為關於儒學、儒教、孔教這一問題進行了充分大量的論述和例證，並且抓住了其中的“靈魂”。的確，康有為在改良主義政治運動中，宣傳了一些資產階級的文化，麵對西方經濟文化的發展，康有為認為西方之所以經濟發展迅速與他們有宗教有精神依托是密不可分的，而中國作為泱泱大國，在這方麵應該學習西方，把自己本來所固有的文化、精華發揚光大，從而趕超西方國家，而儒學就是非常完美的契機。因此他比照基督教的樣式，把儒學塑造成為有教主、教義、教規、經典、教會組織、宗教信仰、宗教儀式以及眾多教徒的可以與佛教等相媲美的宗教，並發起孔教運動。在此，他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真正意義的儒學宗教論的始作俑者。康有為站在世界宗教文化高度，在反思中國宗教文化的同時，對中國佛教、道教、儒教及其與世界宗教進行了比較。他說：“漢武時儒學一統，二教敗亡，孔子為中國教主，乃定一尊。”“竊維孔子之聖，光並日月；孔子之經，流恒江河；豈待臣愚，有所讚發。唯中國尚為多神之俗，未知專奉教主，以發德心”。造成今日“歐美遊者，視為野蠻，拍像傳觀，以為笑柄，等中國於爪哇、印度、非洲之蠻俗而已”。康有為就此認為中國民間信仰多神教，這比西方的一神教低級、落後，因此在文化經濟上落後於西方，中國雖自漢代以來尊奉孔教，但因多神之俗，未能專奉，隻是作為統治階級的一種思想意識形態，故孔教並未獲得正式的宗教地位，在內容、形式上與世界主要宗教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因此應該大力扶植和發展孔教的宗教地位和社會影響。為了使他的主張能夠得到現實意義上的實現，他首先把自己的主張做了理論上的架構，進一步進行了論述，他將宗教分為“陽教”和“陰教”也就是“入世之教”和“出示之教”，而且還提出並且論述了“人道教”和“神道教”。康有為認為，上至孔教教主孔子下到庶人，都有君臣父子之綱和夫婦兄弟之倫，從孔子至今人都是以仁為本，而在現實生活中所身體力行的也都是順人情天理之必然，因此，孔教就不同於神道教而為“陽教”、“人道教”，由於其極為豐富的人文內涵，也就優於“神道教”，從而包括其他宗教於自身，屬於更高級別的宗教，因此更應該得到長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