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學翻譯中的“陌生化”(1 / 3)

文化視野

作者:韋躍紅曹海鳳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一個核心概念。俄國形式主義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詞語的複活》中闡述了對語言自動化現象的觀察與思考。他指出,不僅詞語和修飾語會僵化,整個藝術原則也會僵化。藝術的手法是將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把形式艱深化,從而增加感受的難度和時間的手法,因為在藝術中感受過程本身就是目的,應該使之延長。他認為對象多次被感知之後,便會產生“感知的自動化”(atomization),從而習以為常,“陌生化”就是要擺脫這種“感知的自動化”。陌生化理論對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的影響頗為深遠,什克洛夫斯基在多年之後不無得意地說,他發明的“陌生化”這一術語“像一條斷了尾巴的狗跑遍了全世界”【1】。英美新批評派就以自己具體而微的研究深化了這一理論,強調以變形的、陌生化的語言形式為閱讀過程製造障礙,迫使讀者以新的眼光去感知作品,而不是去“認知”作品。後來,布拉格學派進一步引申出相似的概念“凸顯”(fore-grounding),即通過詩性的語言“使表達最大限度地凸顯出來”。從發生學上來看,德國戲劇美學家布萊希特所提出的“間離效果”的概念也由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學說而來。法國批評家托多洛夫一語道破了布萊希特與形式主義之間的聯係:“形式主義運動的終點正是布萊希特美學的出發點。”【2】布萊希特認為,戲劇不是為了讓讀者或觀眾認同劇情,而是相反,“觀眾應該保持清醒,掌握批評的權力,避免認同的誘惑”【2】。“間離效果就是要改變我們要讓人理解並希望引起別人注意的事物,使日常熟悉的、俯拾皆是的事物成為一種特殊的奇特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布萊希特的美學理論與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論一脈相承,不過他更側重於戲劇方麵。深入理解“陌生化”理論的內涵和發展,對充分認識文學作品中的“陌生化”效果有重要意義。

一、文學作品中的“陌生化”

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雅各布森(RomanJacobson)於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文學性”這一概念。他認為,“文學研究的對象並非文學而是‘文學性’,即那種使特定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2】。文學性隻能在文學作品中自我顯現出來,而作品的存在就是為了使文學性鮮明地呈現在讀者麵前,讓讀者夠感受到它。文學的文學性就是通過陌生化表現出來的,正是藝術形式的陌生化使文學的文學性獲得了實踐的價值。

換言之,“陌生化”實際上是作家、詩人運用語言進行創作的慣用手段,通過詞語的超常搭配使讀者對語言產生新穎的感覺,並因此獲取對文字的新穎體驗。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中,古今中外的文人都在造“奇”,即“陌生化”的效果,“語不驚人死不休”反映了文人追求“陌生化”的心態。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曾指出,近世俄國形式主義文評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為文詞最易襲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須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其實,這種手法在中國詩文裏早就使用了,隻可惜中國古代批評家和修辭學家沒有及時總結出相應的理論來。例如,宋祁《玉樓春》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中“鬧”字和李清照膾炙人口的奇詞異句“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如夢令》)中“綠肥”與“紅瘦”都是“陌生化”手法的運用。詞人以擬人手法,獨出心裁地以“瘦”狀紅花凋零,以“肥”狀綠葉繁茂,形神俱現。既逼真描繪出風雨過後花兒凋零、葉兒繁茂的景象,又細膩表達出寂寞深閨詞人“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的惆悵情懷和青春易逝、紅顏易老的深沉感觸。托爾斯泰的《量布人》以馬作為敘述者,以馬的眼光看私有製的人類社會;在《戰爭與和平》中,利用一個非軍人的眼光看戰場,這些都在陌生化的描寫中使私有製和戰爭顯得更加刺眼、荒唐不合理。當代作家對陌生化手法的運用也很重視。王安憶認為,所謂陌生化,就是對常規和常識的偏離,造成語言理解與感受上的陌生感。在指稱上,要使那些現實生活中為人們習以為常的東西化為一種具有新的意義、新的生命力的語言感覺;在語言結構上,要使那些日常語言中為人們司空見慣的語法規則化為一種具有新的形態、新的審美價值的語言藝術。她的作品讀者眾多,這同她對陌生化手法出神入化的運用不無關係。

在文學作品中,作者常常從敘述視角、語音、詞彙、句式等方麵,借助種種修辭手段,以使實現語言表達的陌生化效果。筆者結合自己對陌生化理論的理解和翻譯實踐經驗,從敘述視角、語音、詞彙、句式的選擇等方麵談談翻譯中“陌生化”的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