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1 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3 500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廣告，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 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誌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夥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後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雲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湧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塗。”馮侖後來說，“幾乎是遊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
江湖和遊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製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麼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後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後，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後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誌人物。財經作家、《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製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係，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製裏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
4月，一個身材高大、臉龐飽滿的44歲印尼華裔商人來到了中國。他可能是最早從南巡講話中讀出商機的外籍企業家。這個名叫黃鴻年的中年人有一個顯赫的家族，他是印尼第二大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的次子，黃家當年靠販賣椰幹和食用油起家，成就10億美元的家產。印尼華商的崛起，大多與政府主政者有絲縷關係，所以也特別注重維係與官方的互動。或許正因為如此，60年代初，黃奕聰把他的第二個兒子黃鴻年送到了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26中就讀中學，黃鴻年參加過紅衛兵，還短暫地到山西農村下鄉插隊。30年後，當他轉戰中國的時候，那些已經當上了領導職務的學兄學弟們自然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方便。在離開中國後，黃鴻年一直沒有介入金光的家族業務，而是獨辟蹊徑，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股市從事資本活動，他嗅覺靈敏，多次狙擊獲利，竟有“金手指”的雅號。為了實施他的進軍中國策略，黃鴻年收購了香港股市一家名叫紅寶石的日資虧損公司，將之易名為中策，自稱“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策略”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