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僅靠我們自己的努力顯然是不夠的。我們的成長，最根本的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推進，為民營企業創造了成長的空間。這不是一句空洞的頌詞，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體會。２００６年９月，在參加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在杭州的一個晚宴時，保爾森曾問我一個問題：近年來中國政府出台的哪些政策對中國企業尤其民企影響最大？我回答說，第一，中國政府正在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整個中國社會正在向市場經濟軌道發展，由此出台的相關政策正促使國內企業遵守國際規則，為民企做強做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第二，中共“十六大”以來的一係列政策創新，擴大了民企市場準入的範圍，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第三，近年來中國政府出台的宏觀調控政策，促使企業加大了創新力度，提升了產業水平。
如今，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３０年曆程。古語說，“三十而立”。我理解這個“立”，不僅是指“成長”，更應該意味著“成熟”。“成長”是一種生命的長度，而“成熟”展現出一種生命的寬度。長度不等於寬度。同樣，成長也不等於成熟。
現代管理學對企業形態有一個形象的比喻：林林總總的企業好比一個金字塔，底部最大，是“存在的企業”（當然，破產、關閉的企業就不是“存在”了），在“存在的企業”上方是“有形象的企業”，然後上方是“有文化的企業”，而塔尖則是“有哲學的企業”。“存在的企業”會有年齡的成長，隻要它還存在著。而“有形象”、“有文化”、“有哲學”的企業，才能表明它的成熟程度。日本的鬆下是“有哲學的企業”，鬆下幸之助認為，他們生產的產品，都是一種“哲學的副產品”。最近，我接連看了鬆下幸之助的幾本著作，其中一句話讓我印象十分深刻，他說：“不要忘了創業時的謙虛。”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境界，一種文化，一種哲學，一種讓人心動的成熟。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成長，也在成長中走向成熟。但是，我們離真正的成熟還有很大的差距。因為，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還是處於價值鏈的低端，大量的都是在做加工貿易，大量的都是在替別人做嫁衣。我們形成了大量低廉的勞動力市場，換來了很多外彙和稅收，但價值的高端——品牌資本和核心技術他們都帶走了，我們可持續發展靠什麼？
拿不到核心技術，就永遠落在人後。現在回過頭來看改革開放引進外資，我們到底要什麼？是要一個在產業戰略當中的低端分配，還是要讓這種引資、引智來促進政府出台更好的政策，從而促進國內的企業迅速提升呢？
企業本無姓，但是有國籍。我們不討論姓“資”、姓“社”，還是姓“民”、姓“國”，或是姓“外”、姓“內”。但是，一個企業它首先要考慮所屬國家的政策，它會為國家的經濟作貢獻。比爾·蓋茨捐了５８０億美元，他向世界傳達的是美國的形象、美國的理念，從本質上是一種美國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體現。所以說到底，要使我們中國的企業在開放中走向成熟，就不能不考慮開放的落腳點，那就是要從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出發，去千方百計做大做強國內的企業。這才應該是對外開放的目的所在。我認為，維護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就是堅守一種核心價值，而核心價值的堅守和弘揚就是文化的本質意義所在。
這就引出一點思考，那就是：為了使中國的企業在成長中更好、更快地走向成熟，怎樣在“對外開放”的同時，促進“對內放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