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來人們聽到更多的是“癡心女子負心漢”的故事，可在台灣懷鄉思親小說中，為了展示特殊曆史背景下的鄉愁，男性竟成了一個個癡情者、守約人。如白先勇的小說《花橋榮記》中的盧先生，守著與家鄉桂林羅姑娘的婚約，在台灣十五年潔身自好，節衣縮食，願意用十根金條換來夫妻團圓。《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王雄，之所以對麗兒百般疼愛，是因為他無法忘記那與他定了親的湖南小妹仔。這些男性身上的倫理美給人一種特殊的震撼力。
再次。懷鄉思親文學通過溫和的情感處理和古典意象的運用，展示了倫理美中的中和美。琦君的小說《髻》寫母愛親情，展示的就是一種哀而不傷的中和美。該小說選取象征女性青春美麗的發髻為線索，串起了母親和姨娘兩個女人由韶華俏麗到年老色衰，從幽怨爭愛到患難相依的人生曆程。母親不但有一頭烏黑發亮的頭發，容貌美麗，而且有傳統文化要求的忍讓賢惠的婦德。母親的悲劇故事如果放在“五四”新文學中，應該是一個控訴封建婚姻製度的文本。可是，琦君筆下的母親始終是怨而不怒、自甘淡泊的，姨娘雖然處在愛的優勢中，也沒有咄咄逼人的霸氣，父親去世後，母親和姨娘竟能化解恩怨，成為情同手足的姐妹。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在這裏的態度和訴說語氣，“我”一直對母親深表同情，但對於姨娘也沒有什麼抱怨，“人世間，什麼是愛，什麼是恨呢？”在看似迷茫的追問中，“我”傾向於一種類似宗教的超脫和頓悟，所謂“這個世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顯然，琦君在此宣揚的是一種理想的大愛，一種人倫親情。此外，古典意象的運用也能造成中和美。比如，餘光中善用“蓮”、“雨”、“海棠”、“臘梅”、“月光”等意象，在《蓮的聯想》、《等你，在雨中》、《鄉愁四韻》、《月光光》等詩歌中，營造了一種優雅寧靜的氛圍，展示了擁抱傳統文化的古典情懷；琦君善用“桂花”、“荷花”、“紅紗燈”的意象，在《桂花雨》、《細雨燈花落》、《紅紗燈》、《西湖憶舊》等作品中，傳達一種安之若素的生活態度。
總之，倫理美體現的是遷台作家對傳統文化和傳統審美的繼承，他們在詩裏喊魂，在文中懷鄉，為的是把“根”留住。但他們所張揚的倫理美有時也是有局限的，比如《髻》中母親的忍讓和“我”的淡定與超脫態度，遮蔽了舊的婚姻製度摧殘人性的一麵，回避現實矛盾，無法喚起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這也就涉及到為什麼對中國傳統的倫理文化在今天依然有反省的必要。美的不一定是對的，對懷鄉思親文學來說，也一樣。
二 悲劇意識與人性美
悲劇是戲劇的主要體裁之一，源於古希臘，由酒神節祭禱儀式中酒神狄奧尼索斯的頌歌演變而來。悲劇中的主人公往往會遭受磨難與挫折，但他們的意願和理想合乎情理和曆史的發展，預示著成功的到來。所以，用魯迅的話來說。悲劇就是“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中國文學中不乏悲劇之作，如《離騷》、《孔雀東南飛》、《竇娥冤》等，但自覺的悲劇意識直到現代新文學中才出現。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樂感文化，強調“和諧”、“團圓”，即便有悲劇也希望最後變憂為喜，彌合困境。新文學中的悲劇意識來自西方，經過王國維、胡適、魯迅和朱光潛等人的努力，才在中國落地生根。悲劇意識是一種現代精神文化品性，是對人生苦難的認識與體驗以及由此生成的審美衝動。魯迅的《狂人日記》就是一個具有悲劇意識的作品，它不但書寫了封建禮教吃人、少數清醒的人被多數愚昧的人鉗製的悲劇。同時揭示了封建社會眾多生命個體漠視個人尊嚴和生命價值，缺乏抗爭和自省的自我存在的悲劇。20世紀50、60年代的台灣文壇雖然因為政治的原因，隔斷了與大陸新文學的聯係，但西方文化借助“美援”大舉登台。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台灣現代文學最興旺的時期。現代派詩社、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等相繼成立，為現代派文學的發展拓開道路。台灣大學的《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為台灣現代小說的興盛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盡管西方文化思潮帶來很多負麵的影響，造成台灣社會道德迅速下滑，拜金主義、消費主義和悲觀主義盛行，但不少寫作懷鄉思親文學的作家也從這股西化的文學潮流中汲取營養，在作品中體現出意識流與心理分析等手法，重視人性的審視和悲劇意識等。
白先勇是懷鄉思親文學中悲劇意識最濃的一位。小說集《台北人》收入了他於1960年代發表在《現代文學》上的14個短篇，寫的全是1950年代從大陸到台灣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生活，展示了時代沉浮中各階層人物的悲劇性命運。《永遠的尹雪豔》是該集的開篇之作，尹雪豔是從上海來到台灣的一個女子，她有著永遠不老的迷人的麵孔，卻又“犯白虎”克殺了一個又一個男人，王貴生、徐壯圖、洪處長先後成為她美麗的祭品。尹雪豔之所以魅力不減，是因為“台北人”視她為上海百樂門時代的象征和京、滬繁華的佐證，她能引起人們對過去那種溫情脈脈的人際關係和附庸風雅的享樂生活的懷念。神秘不老的她就像穿越曆史的一道光，照著世間的浮沉。然而，白先勇說：“我老覺得美的東西不長存，一下子就會消失，人也是如是，物與風景也如是。”青春和美麗並不真的永恒，作者不過是借尹雪豔的“永遠”來反襯圍繞著她的芸芸眾生的短暫易逝。無法返回的過去和無法守住的青春才是真正的現實，悲感由此而生。同樣，在《遊園驚夢》裏，錢夫人昔日在南京是名震戲劇界的“女梅蘭芳”，備受恩寵、享盡榮華富貴，今日身處台灣，卻成守寡多年、繁華落盡、失聲難唱的“驚夢”人，再次體現了今非昔比的悲劇感。
白先勇不但能寫悲劇，而且善寫人性，寫美的人性如何受到現實困境的擠壓。人性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基本特質。包括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而美的人性是指能尊重人的自然屬性，同時又能推動社會主流文化發展的思想品性，比如真率、坦誠、自信、善良、友愛等。新人文主義作家梁實秋在20世紀20、30年代曾大力倡導文學書寫“人性”，並以此反對左翼文學的“階級性”。沈從文曾經宣稱，要在藝術的希臘小廟裏供奉“人性”，在創作中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深受中外文學影響的白先勇也認為，無論文學怎麼寫，寫“人性最要緊”。在《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男傭王雄的人性本是善的、美的，他思念大陸的童養媳小妹仔，用全身心的愛來嗬護和小妹仔麵容相似的小主人麗兒，還精心地栽培出了一片美麗的紅杜鵑。但是現實並不容他守著這個愛與美的青春夢。他不但無法回大陸，而且隨著麗兒的逐漸長大，他成了一個被責罵和取笑的對象，在一次次愛的表達遭到淩辱和漠視之後，他終於起來反抗了，他一反常態地報複了曾經取笑過他的女傭喜美並投水自殺。他的悲劇不是人性惡所致。而是壓抑的思鄉情得不到釋放的結果。而作為一個隨遷台灣的士兵，他的悲劇也是曆史的悲劇。還有《花橋榮記》中的盧先生，一個善良的讀書人，守著大陸的婚約，卻在現實中被騙去一生的積蓄，斷了親情與愛情的念想，落得一個迅速沉淪悄然離世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