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的美與人性的美
創作研究
作者：黃紅春
摘要：台灣20世紀中葉的懷鄉思親文學作為特定曆史語境的產物，一方麵積極闡揚中國傳統的仁愛道德、忠孝信義等思想，表現出對大陸母體文化的依戀；另一方麵，努力傳達平等獨立、敢愛敢恨、同情弱小的新觀念，體現了對“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呼應和對西方現代文化的借鑒。懷鄉思親文學對倫理美與人性美的雙重追求，體現了台灣一代知識分子離而不散的中國情結，和守護人文精神的執著與困境。
關鍵詞：台灣文學；懷鄉思親文學；台灣作家；倫理美；人性美
懷鄉思親文學自古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詩經·采薇》、李白《靜夜思》、李商隱《夜雨寄北》等，其重離別、念親恩的書寫隨處可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近代以來不乏懷鄉思親寫作，如丘逢甲的詩歌《春愁》表現了詩人為台灣被割讓給日本而痛心疾首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淋漓盡致地書寫了日據時期台灣人沒有歸屬感的精神孤兒情狀。在20世紀中葉，懷鄉思親文學在台灣已經形成了一股潮流性寫作，林海音、聶華苓、琦君、白先勇、餘光中等作家以疏離1950年代初期台灣的主流文學姿態出現，又和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盡管這股文學潮流一度被文學史所忽略，但從文學獨立和文化反思的角度來看，它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國意識和倫理道德作了理性的審視，大寫倫理美；而且汲取了西方文化中尊個性重人性的先進思想，關注人的精神世界，挖掘人性美，充分顯示了台灣文壇在特殊的社會曆史轉型期所具有的複雜的思想取向和多元的美學追求，因而值得特別關注。
一 守望母體文化，張揚倫理美
儒家倫理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所謂倫理，是為了維護人與人之間的某種既定秩序而形成的訓導人性之道德準則，如忠、孝、悌、忍、信為處理人倫的規則。中國倫理的最高理想為“中倫”，即達到一種和諧的關係狀態。中國倫理美的主要特征為中和美、崇高美和家庭關係美。
台灣文化起源於大陸，明清時期隨著大陸移民的增多，台灣原初的土著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漸被大陸的中原文化所取代，其中國屬性在清代基本定型。日據時期，日本人試圖用其皇民文化來同化台灣同胞，但一些台灣精英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等組織，勇敢地站出來捍衛中華文化，並創作了《先生媽》等作品，用台灣意識對抗日本意識。1945年台灣光複後，為去日本化，重建中華文化，“國民政府”成立了台灣接收委員會。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時，依然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並將儒家文化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宣揚“四維八德”。但國民黨這時對傳統文化的宣揚是和“反攻大陸”的政治夢聯係在一起的，他們批評大陸引進俄國理論破壞了儒家文化傳統，認為要維護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就應該堅決“反共抗俄”。國民黨很快在台灣文藝界掀起一股“反共文藝思潮”，不但成立了“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和“全國文藝協會”等組織，公開征求“反共抗俄”的文藝作品，提出“反共救國”是文藝家的神聖任務；還創辦了《文藝創作》、《幼獅文藝》、《婦女文叢》等刊物，培養和扶植了陳紀瀅、薑貴、潘人木、上官予等一批“反共作家”。
“反共文藝”雖然一時成為主流。但因為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而走向概念化、平麵化。極大地損害了文學的獨立性和審美性。因此，在這股主流之外，另一股尋求真善美的懷鄉思親文學潮流悄然形成。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篇提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意即人的感情會隨外在情境而變化，文章辭采應真實表達人的思想感情。對於兩百萬遷台的大陸人，他們更多的人願意自覺堅守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血濃於水、葉落歸根、安土重遷的信念，用親故園、悲黍離的情感訴求取代教條化的政治言說。所以，懷鄉思親這股創作暗流體現出的是疏離“反共文藝”，自覺追尋對大陸母體文化的依戀，以及對倫理美的張揚。
首先，他們通過對大陸景物、風俗的真切描寫，表達對故土家園的深刻念想。白先勇曾經說過：“林海音寫活了老北京的《城南舊事》，而琦君筆下的杭州，也處處洋溢著‘三秋桂子，十裏荷花’。”林海音雖然是台灣人，但她生在日本，長在北京，1940年代末回到台灣後，她念念不忘的仍是北京的城南舊事。視北京為精神故鄉。在1960年出版的《城南舊事》中，北京的城牆會館、巷道胡同、石榴與夾竹桃、駱駝和驢兒，賣唱的、雜耍的以及各種風味小吃，構成一幅情趣盎然的風俗畫，表達了作者對北京深切的懷念。此外，在散文《天橋上當記》、《在胡同裏長大》、《虎坊橋》、《北平漫筆》等作品中，林海音也細細描摹了舊北京的風物人情，體現了濃濃的思鄉情。琦君是浙江永嘉人，在大陸接受了完整的教育，遍覽中西文藝作品，並曾受業於詞學大師夏承燾門下，深得古典文學之精妙。1949年赴台後，她創作了《琴心》、《紅紗燈》、《桂花雨》等作品。琦君也是一個害了思鄉病的人。不但記著童年的故鄉有一望無際的綠野平疇，平疇之外有蔥翠的群山環繞，門前有小徑，徑末有溪流；而且常常為故鄉的桂花魂牽夢繞，懷念童年時代的“搖花樂”和那陣陣的桂花雨。林海音、琦君之外，還有很多的作家借助對故鄉風物的描寫來表達他們的思鄉情。如，餘光中在詩歌中寫長江與黃河，江南的雨，江南的橋，田田的蓮花，飛舞的蜻蜓等；聶華苓在小說中追憶三峽小鎮三鬥坪金鈴子的叫聲；於梨華則在小說中夢回清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昔人論詩，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情與景是中國傳統詩學中的一對重要概念，景是外在的客觀，情是內在的主觀，但情隨景遷，景載人情。對於遷居台灣的大陸人，故鄉的風物雖然無法親近，但它可以複活在記憶中，成為故鄉的象征、精神的慰藉。而不忘故鄉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正是傳統倫理文化中安土重遷、保家衛國的精神體現。
其次。懷鄉思親文學通過書寫主人公對愛情、親情的守望，闡揚倫理美中的家庭關係美。詩人餘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53年在台灣與覃子豪、鍾鼎文等共創藍星詩社。其詩歌風格多變，既擅長西化的現代詩，又能寫具有民族風味的傳統詩，其鄉愁詩堪稱懷鄉思親文學中的“一絕”。餘光中在1952年的《舟子的悲歌》一詩中寫道：“荒寂的海上誰作伴……昨夜/月光在海上鋪一條金路，/渡我的夢回到大陸。/在那淡淡的月光下，/我夢見臉色更淡的老母……何處是老母，何處是老母，/荒煙衰草叢裏，/有墳塋無數……”詩中的老母是親人的代表，故鄉的代表，更是大陸母體文化的代表。因為當時兩岸隔絕往來，這種盼望與親人團圓的夢想隻能成為幻覺。後來，他又寫了《鄉愁》一詩，更全麵深刻地展示了遷台人的鄉愁文化內蘊。借用學者江少川的話來說，該詩歌“第一節為母子別，第二節為新婚別，第三節為生死別，第四節將具象化的場景概括為故鄉別。”顯然，寫母子別彰顯的就是儒家的孝文化。《論語·裏仁》中，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女不遠遊才能在父母身邊盡孝，可現實是“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有了不能盡孝的遺憾；寫新婚別體現的是夫妻之情，儒家文化講究夫妻恩愛，家庭團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才是家庭幸福的標誌，可現實是“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有家庭破散的傷感；寫生死別體現的是珍愛生命的觀念；寫故鄉別體現的是生命個體與母體文化的關係。“我”在該詩中不僅僅代表生命個體，還代表了整個台灣，因為，“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台灣和大陸是一衣帶水、情同手足的關係，台灣的母體文化就是起源於大陸的漢文化。因此，《詩經》、《離騷》、唐詩宋詞，是兩岸人共同的文化乳汁，正如餘光中所宣稱的其藍墨水的上遊是汨羅江，“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著那一片後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