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藝術性的獲得恰恰不是來自別處，它還是來自模仿自然。既模仿自然不但成為浪漫主義的一麵鮮豔旗幟，也順理成章地構成了莎士比亞戲劇的一個明顯標誌，由此，浪漫主義讚頌莎士比亞也就毫不奇怪了。那麼，莎劇的藝術性來自哪裏呢？赫茲列認為這種藝術性的獲得也是通過模仿自然來獲得的，因為自然是生機勃勃的，充滿了誘惑力，而不是矯揉造作和人工雕鑿，毫無生命力的，而莎士比亞戲劇恰恰在藝術性這一點上契合了浪漫主義的文學創作原則。莎士比亞戲劇的藝術性的確是“真實與自然的必然結果”。莎士比亞的天才在這裏充分表現出來，腳踏到自然與感情最遠的界限。赫茲列將這種藝術性表現歸結為，“悲劇以想象的同情來替代純粹的自私。它在我們對自己的關心之外。給予我們高尚的、永久的對人類的關心。它把偉大的、遙遠的和可能的事物提高到與真實的、渺小的、近旁的事物同等的地位。”所以，赫茲列管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叫作自然的藝術性的喜劇，“這就是我們常會在莎士比亞作品中發現的那種喜劇。”同時藝術性又體現為莎士比亞的喜劇是牧歌和詩歌型的，有濃鬱的生活氣息。在莎劇中愚蠢是土生土長的，帶來本地的、快樂的、無阻礙的光華茁長出來。如果說他對喜劇的愛好有時使他對悲劇的嚴肅性漫不經心，那麼詩意濃厚、充滿感情的段落是他喜劇中最精彩的部分。
在赫茲列看來，自然也是一種語言。這種自然不僅是一種創作風格的呈現，而且影響到作家的創作語言，莎士比亞利用這種語言塑造人物，宣泄激情，揭示主題，構思情節，達到作品內部的自恰性，創造出的是“戲劇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浪漫主義對於情感的推重，當這種情感轉化為語言的時候其張力就得到了成倍的擴張。真正的藝術家就是這種語言的運用者和解釋者。每段情節、每個意象都是一個“感情”的象征和我們生生不息的存在鎖鏈中的一環。“正所謂通過語言使人能夠致知途徑，洞見實在世界……他一貫強調藝術從屬於自然和這種屈從關係的必然性。”在赫茲列的莎學批評中，它力圖證明莎士比亞戲劇中存在足以引起讀者和觀眾聯想與共鳴的“激情”。而作用於這種激情的力量則來自於自然，並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語言的力量。他是由真實感受產生出來的真實特性。即他所宣稱的“移情力量，物我同一的力量”，歸根結底是浪漫主義文學主張的力量。
二 想象力與情感的共同作用
1 想象力構成了人物情感的普遍基礎
“莎士比亞是自己時代的組成部分，他的時代之於他是不可或缺的。”莎士比亞的本事就在於揭示人性，“各種形式、程度、升華、沉落的人性。”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說的，威廉·赫茲列“注意的是作品是否把真實感情寫得酣暢痛快，著重的是想象力”。莎士比亞即自然——不過是在每個最細微枝葉上揭示上帝設計的自然：與藝術和解了的自然。所以赫茲列對莎士比亞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有非凡的想象力，是“人類傑出的天才，他的作品的突出特點是它的普遍性質……莎士比亞最擅長描寫人物在行動中的感情變化”。莎士比亞戲劇中的這種想象力構成了人物情感的普遍基礎。莎士比亞能夠“像觀察現實世界一樣知曉想象的世界”，如果沒有想象力或缺乏這種想象力，和由這些想象力引起的激情，那麼這些曆史或原來文本中的人物至多隻是幹巴巴的符號而已。“莎士比亞把最豐富、大膽的想象帶進了自然世界，另一方麵他又把自然帶進了現實以外想象的世界。”所以赫茲列認為，莎士比亞戲劇構成了“任何物體或事件的自然印象，它的生動性感發了想象和激情的某種不自覺的運動，並通過共鳴而產生某種抑揚頓挫的語聲或音響來表達這種印象”。莎劇想象的特殊性，不僅表現在人物塑造上，同時也表現在構成情節、創作風格等方麵。赫茲列認為：“對於藝術，對於趣味，對於生命，對於言語，你都是根據情感作決定，而不是依照理性。”但是赫茲列並沒有明確指出這種特殊性，而仍然把想象與“自然”聯係起來，這就說明，赫茲列隻是籠統或比較粗糙地肯定了莎劇的想象特征，缺乏對莎劇想象因素的細致區分，其實這也是浪漫主義莎學評論的特點之一。赫茲列最終將這種想象的產生歸結為客觀因素，而淡化了莎士比亞主觀想象的參與。赫茲列的浪漫主義莎學批評不無漏洞，甚至在浪漫主義推崇的主觀情感方麵，也忽視了莎劇想象的根本特征。他們的籠統與粗疏之處也恰恰成為了人們反對浪漫主義莎學評論的一個充分理由。赫茲列把一切詩限定為：“對任何物體或事件的自然印象……激發想象與熱情作偶然運動，並通過同情對聲音和響聲加以某種調節，從而表現這種印象。詩是‘想象與熱情的語言’，或者說，是‘自然意象和自然情感與熱情和幻想的結合’。”以這一標準來衡量莎士比亞的戲劇，既證明莎士比亞戲劇符合浪漫主義的創作原則，又通過莎士比亞戲劇的經典性來一再重塑浪漫主義文學的權威性。但也應當看到，赫茲列所注意到的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想象還是比較粗糙的，分析也是比較模糊的，並沒有將想象細致地區分為各種不同層次的想象，既沒有區分想象與聯想之間的不同，也沒有借鑒古希臘亞裏士多德指出的聯想程序：相似、相近和相反等範疇，他有時將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想象”等同於浪漫主義的理論主張，大有借莎士比亞樹浪漫主義旗幟之嫌。
對赫茲列來說，人類能夠欣賞悲劇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了人類擁有“感應想象”這一積極能力，因此能夠作出積極的無私行為。莎士比亞是極富想象力的作家，當他的內在感情受到文藝複興時代特殊生活形態和社會生活的刺激時，就必然會引起內心情感的激蕩，其情感的特征也會從彌漫狀態中明確起來，並且從文藝複興時代英國社會人的活動中映現出來，莎劇顯示給我們的被想象力和環境引誘弄得極度緊張的感情，以刺激我們的感覺神經，“它指示給我們，這種強烈的感情曾給別人帶來更大的痛苦與罪惡，從而改正我們自己為害極大的過於激烈的感情，它使我們成為人生比武場上動腦筋的看客。它使人類的思想感情更為精致，使人類得到鍛煉。”“它直接深入到人心與人的事務中”，而“主要興趣的引起是靠不同感情替換上升，從最親密的愛情與最無限的信任到妒忌的折磨和瘋狂的仇恨這種完全的、未預料到的轉變”。赫茲列認為，莎士比亞在這裏給我們創造出了一種想象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決定了莎劇“具有真正的文學形象的性質”。因為莎劇的魅力並不僅僅在於想象，而在於“想象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來，我們就是哈姆萊特，甚至人人都是哈姆萊特。“這個戲具有一種先知的真理，這是高出於曆史的真理的……誰若把看戲當做推開人生種種罪惡的最好辦法，把戲當做表現罪惡來嘲弄罪惡的一種辦法——誰就是真正的哈姆萊特。”所以“《哈姆萊特》最值得注意之處是創造才能、獨創性，與性格發展”。這是因為它保持了自然中本來有的人的理解與道德習慣之間的區別，人的思想的荒謬與動機荒謬之間的區別而已。莎士比亞不僅賦予了哈姆萊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心理，而且想象出了特殊心理與特殊環境之間的關係。他把人物放在嚴重的危機、磨難、生與死、愛與恨中去想象。這是包括《哈姆萊特》在內的莎士比亞戲劇得以登上文學創作頂峰的原因之一。赫茲列認為“人類能夠進行感應想象，即能夠想象別人的情感與痛苦的特點，便是這種能力的根源……感應想象在藝術創作與欣賞中有極大的重要性。沒有想象別人的情感的能力，藝術家就不能創作體現人類情感的藝術作品，受眾也不能欣賞藝術作品中負載的人類感情”。當莎士比亞通過他偽裝的人物說話時，他更能自由地發揮他的天才，發揮他天才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