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仕倫（四川師範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創作需要激情，而批評需要自信。相較於當今的文藝創作，我們的文藝批評還缺乏批評的自信和理論的自覺。對低俗作品的曲意逢迎、包裝炒作式的批評不時可見，對那些“給語言賦予肉體的性質”的作品和過度追求影像快感、視聽快餐的作品不但不剖析其“美學上的反感”，反而盲目“點讚”。
建立起文藝批評的自信和理論的自覺，我想應該至少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個是搞清楚中國固有的文藝批評理論的獨特性，講“中國話”。第二個是緊跟時代潮流，紮根文藝創作的土壤和源泉，像作家一樣深入生活，傾聽時代和文藝接受者的心聲，講“時髦話”。第三個是虛懷若穀，廣納百川，講“世界語”。一位德國漢學家講得好：“中國當代藝術家及文學家中的大多數似乎不能或並不想擺脫來自西方的影響。但是，就如同不研究歐洲思想史的過去就無法想象它的現代一樣，中國豐富的美學遺產在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同樣會進一步成為其自新的源泉，這種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甚至它們或許能在與歐洲進行創造性的碰撞以及卓有成效的交流中重新進發出活力，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批評自信和理論自覺，以繁榮我們當下的文藝批評。
王金會（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從一個編輯編刊的角度來討論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除了要看文藝類的東西之外，還要看一些文化研究和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文化創意產業主要是講文化創意的產業化，即經濟化和市場化。而在編刊的過程中感覺到人們更多地讓文藝、文化的東西經濟化、產業化，就出現了很多新詞，比如說“打造”、“包裝”。大家都在做產業化的時候就很容易使作品出現偏離，就是浮誇浮躁。炒作之下，文學創作就傾向於“網絡寫手”，因此媚俗、低俗就不可避免。因此，我們需要文藝批評引導。在編稿過程中，發現理論性的東西很多，而對文藝現實的批評很少，敢說真話、實話的學者不是很多。而且這種批評也是學者圈的批評，普通群眾不會去看，也看不懂。在新媒體的傳播影響下，文藝批評應該更接地氣，更應該通俗化、大眾化，並和現代的新媒體相結合。因此文藝批評應該在通俗易懂的基礎上，有真知灼見，能針砭時弊，能起到文化的引領作用，可以為現實服務。
李凱（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我講的主題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的曆史定位和現實價值。曆史定位上，它代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藝理論的一個新的發展，可以發現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與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前幾代的精神是一以貫之的。首先，它講文藝的根本方向，另外，它在鄧小平祝詞的基礎上對文藝與人民的關係進行深入闡發，比鄧小平祝詞更推進一步。雖然講話中沒有出現這些字眼，但它還是堅持了階級性，暗含了強烈的政治導向。同時，講話重點關注的是創作者和批評者應該怎樣做的問題，重心即如何創作出優秀作品。它與前代人對文藝的指導，尤其與鄧小平祝詞之間的關係和脈絡是非常接近的。
另外，習總書記講話中還有一些他強調的新東西，首先是對文藝價值該怎麼提出，其次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要求，即中國應該有怎樣的文藝作品，這是一個新的時期黨和國家對文藝的要求。習總書記講話與鄧小平祝詞相距35年了，這35年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而文藝本身所存在的成就與問題都與這個時代一致。首先，習總書記對當代中國有個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評判，另外，更重要的是強調藝術家、評論家的擔當，對藝術家明確提出了要求，對我們從事創作、批評並在高校從事文藝理論教學的人來說，應該好好發揮它在當代的作用。
閻嘉（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應該是新世紀最重要的一個會，它使我們在新時期重新倡導主流文化的價值，但是我們需要把它放在毛主席所倡導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曆史背景下去理解。第二點，從基礎理論和文藝批評包括文藝創作關係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做基礎理論的這些學者在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上應發出一些正麵的聲音。一些有影響力的觀點。文藝在每個時代都有自己關切的重大問題，所以我們的文藝批評、文藝創作與對現實所關切問題的探討、與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與方向的探討結合起來，可能是專業做基礎理論研究的人應該注意的。對於當今理論研究假大空的現象和外國理論輸入的一些問題，在我們做這些理論輸入的時候，應該注意對它們的消化和吸收，應該有自己的立場和價值觀。
朱國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我做的是西方文論，可能是主流文化所排斥的。我如今要做些辯護，西方文論是無法抵製的，如同我們的民主和法製是無法反對的，而我們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西方的。我們做研究的時候需要強調知識獨立的品格，西方人強調知識與政治的關係時。是以知識為基礎的，而在中國卻是以政治訴求為前提的。在實踐中，何為人民其實是一個大問題，那麼我們怎麼強調“以人民為導向”呢？可以假定，通俗易懂是人民大眾所喜歡的，但如果我們不知道“人民”的定義和標準，那麼我們怎麼能“創造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呢？所以，我們還是要好好學習西方，明白知識是具有獨立性的，然後再考慮它的價值尺度。這樣我們可以避免知識隨著政治變動不居。
張王飛（江蘇省作協、《揚子江評論》雜誌社）：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總的來說對文學藝術界產生了利好，使文藝熱起來了，政府、黨委開始重視起來了。開始投錢了。要加強文藝理論工作，一方麵是創作，一方麵是評論。文學藝術不是靠搞運動，形式主義害死人，文學采風不能搞形式主義。文學藝術要遵循規律，要從內心出發，而不是根據黨的政策指示大搞運動。采風不是靠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就能輕易完成的，是一種深入淺出。真想采風的話就應該深紮下去，在那裏呆上幾個月，專心做調查研究。而這種形式大概隻對報告文學等作家比較適用，對其他門類形式的作家它可能不一定很適用。“作家要下去。文學要上去”，這句話有一定道理，但更重要的是作家要沉下來，潛心搞創作，要“見書不見人”。當代的文學評論中。學院派注重批評性的宏觀研究，對當下文學創作的現象關注少了一點；而作協派的研究呢，學理性少一些，對現象的關注多一些。當下的文學批評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較浮躁，熱衷炒作，褒的太多，貶的太少，不講真話。推薦是必要的，過分的吹捧是不符合文學創作實質的。
張文東（東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我們這個時代需要真正的文學批評，有三個層麵。習總書記講道，我們要高度重視、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營造一種健康的文藝批評氛圍。我從這裏受到了啟發。我的感覺是，我們這個時代理論太多了，各種各樣的理論都有，但是能把這些理論和我們的創作實踐直接聯係在一起的不多。我們的作家很少看文學理論的東西，他們認為看這些東西會影響創作，偶爾會看一些文學批評的東西，但批評的東西確實太少了。因此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少一點理論，多一點批評，少一點理論家，多一點批評家。這是我想說的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在這些批評中也是假的多，真的少，大部分文學批評、評論都是圈子裏的活動，文學批評太顧及情麵而缺少真正有所批判的東西。第三層意思，在批評這個層麵呢，我們應該少一點科學批評，多一點詩性的批評。我們現在都是拿理論的套子在往上套，借作家的作品說我們自己的話。看似很科學、規範的批評卻少了溫度與詩性，少了從心裏麵所體會到的文學的精神。
何錫章（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我想提幾個問題：文藝理論在如何弘揚中華文化的大背景下。在這種曆史任務麵前我們應當如何去應對。1.什麼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多年來我們提倡弘揚優秀文化，不過在我看來，我們弘揚的恰恰是劣質性文化，今天的很多問題都是我們傳統文化劣質性的延伸。這就涉及到什麼是優秀文化，怎樣選擇，如何判定的問題，我們應該討論一些標準。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可與人類先進性文化進行對話、融合的文化。這就構成了我們如何進行弘揚的一個前提。中國傳統文藝理論資源很豐富。這些理論資源既有正麵的價值，也有負麵的意義。那麼哪些文藝理論思想的精神資源能在弘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起到重要作用，這是需要判斷的。2.我們弘揚的目的是什麼？我們要建構精神的價值，如今什麼主義都有一些，但是究竟哪個占主導呢？理論上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占主導，然而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中一些關鍵的字眼，我們都是諱莫如深的。因此，我們要建構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價值、精神結構和文化形態？不能總講一些空的、大的主義，多年來我們總是要有一個意識形態、立場。但它能不能反映人的訴求和合理發展是需要討論的。
陳陽（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我想從編入大書報複印資料雜誌的角度談文藝發展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在介紹西方文論的時候，我們看不到它們介紹的脈。一波波理論思潮，根本性問題沒有被解決或探討。有一些概念沒有被持續地探討，總是用一些很新的觀點來取代這種探討。習總書記講話中提到了“人民性”的問題，這個概念可以追溯到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那個時代的德國文學實際上是在“人民性”的核心概念支撐下發展起來的。中國學者對這個概念的考察缺乏學術史脈絡清晰的認知，體現在學術上就是一些根本的概念沒有被認真討論或者明確過。我們在編雜誌的過程中，也會注意有哪些核心的問題會被學者持續關注、深入探討，但是這樣的努力往往得不到結果。談到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這一問題，這就要涉及到“人民性”這一概念，與它相關的話題不少，但是它的概念依然是模糊的。我們在強調文學藝術和人民的關係時。需要注意它與大眾文化時代的聯係，因為大眾文化時代文化資本的力量推動文藝形式的出現。如何把這樣的產物與人性、人文融合在一起，是非常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而學者的探討往往沒有真正介入到這些矛盾之中。
賀仲明（山東大學文學院）：我談一下文學接受的問題，即文學向內和向外的問題。文學從業者對文學對外的宣傳影響看得很重，作家對自己的作品被譯介到國外、作品走向外國市場或在國外獲獎看成最高目標，文藝政策也有著類似的趨向。反而對讀者的關注比較少，離社會大眾比較遠，使文學局限於文學圈之內，導致這種情形的因素非常繁多複雜。雖然文學向外很有必要。但對於文學工作者來說，他們最基本的責任是使文學麵向本民族，發揮文學在本民族文化內部最基本的功用。文學文本最主要的受眾在本民族裏麵，而且文學的譯介和接受都存在差異。而想讓作品走向世界，需要經過民族文化內部的傳播和認同，這才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途徑，因此，文學的基本功能是向內的，即重視本民族的社會影響和價值體現，使文學與社會大眾關係更加密切。但是在重視文學向內的前提下，我們需要采取一些宣傳努力，同時文學管理機構如何能兼顧思想品位與讀者接受，這需要我們去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