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產生於中國封建製度行將解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開始建立的時期。票號發展初期受封建主義“重本抑末”政策的壓製，中後期又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使其脆弱的身軀過早地衰敗了下去。
帝國主義發動的多次侵略戰爭，一方麵掠奪和破壞了包括票號在內的資本家企業，另一方麵由此引起的戰爭賠款又轉變為清政府向包括票號資本家在內的紳商的捐輸勒派。在此雙重壓迫和剝削之下，致使晉商企業大批破產，商業資本損失慘重。在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軍起義期間，晉商企業損失達白銀五百多萬兩。19世紀90年代後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和日俄戰爭，又使晉商在東北、華北等地區的企業和財產遭受巨大損失，作為票號資本之基礎的晉商實力喪失殆盡，也就預示了票號的衰亡已為時不遠了。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壬子年）“北京兵變”期間，風雲變幻，許多城市經濟遭到破壞，工商業破產，銀錢行號遭擠兌而擱淺倒閉。票號也經曆了同樣的命運，大批銀錢財務被散兵遊勇洗劫一空。在戰亂中，票號除被搶劫現銀130萬兩外，最大的損失在於因工商業大批破產導致幾千萬兩貸款收回困難，在貸款大於存款幾百萬兩的情況下，貸款無法收回，存款又遭擠兌，銀根告緊，資金周轉不靈，大多數票號慘遭倒閉。辛亥革命雖醞釀已久，但武裝起義卻非常短暫，對於這一突發事件，大多數票號事前沒有察覺，毫無警惕，更談不上應變之策，麵對混亂局麵，隻有坐以待斃。
19世紀末，隨著世界列強在華政治、軍事勢力的擴張，資本主義經濟也開始滲透，外國銀行業隨之湧進我國，國內也相繼發展起了很多的官辦和商辦銀行。與傳統的票號業相比，新行的銀行業在經營理念、管理模式和業務範圍等等諸多方麵具有不可同日而語的優勢。而這時的日升昌票號，卻失去了一貫的求新、進取精神，沒有采取相應的變革措施，也沒有對票號進行現代意義上的銀行業的改組。不同的經濟技術實力，在同一業務領域競爭，其優劣之勢不較自分。因而，日升昌票號不但沒能乘勢發展，反而最終退守到錢莊有限的業務範圍。中國票號從此一步步退出金融、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