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日升昌已呈衰落狀態，當時也有一些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多次失去發展的機遇。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成規，隻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複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
辛亥革命後，日升昌等山西各票號都毫無準備，放出去的貸款無法收回，而存款的人卻又紛紛來取，使他們蒙受了嚴重的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當時的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日升昌等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同意由政府出麵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久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
對外借款失敗，他們聯合改組銀行的計劃也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範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幹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也未能實現。
日升昌等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年）以後，經過十多年的掙紮，錯過多次改組機會，已成弩末，終於無法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