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親愛的》《失孤》看當代電影的社會傾向
中國電影評論
作者：張娟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是社會事實在藝術層麵的影射，電影的價值體現，在於反映現實、關懷現實，將社會問題濃縮成兩小時的影片，投射給社會大眾，以讓更多的人了解現實，聚集群眾的力量，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更好方式。2014年上映的電影《親愛的》與2015年上映的電影《失孤》便很好地完成了電影的價值導向，成為社會的一麵鏡子，讓更多的人了解到拐賣兒童這一愈趨嚴重的社會問題。不僅僅從問題表麵，而是通過父母對被拐賣的兒子的尋找（《親愛的》）、被拐賣的孩子對父母的尋找（《失孤》），從父母與孩子兩方麵的心理構建過程，分別詳細地刻畫了這一社會問題在人的精神層麵造成的不可逆轉性傷害，從《親愛的》與《失孤》中，可以看出當代電影部分現實化、群眾化的社會傾向。建國以來，我國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進行了幾次專項打擊，但由於養老保障不到位、生育基本國策、國民素質教育程度等的影響，拐賣婦女兒童現象愈趨嚴重，受害人及受害家庭數以萬計。電影《親愛的》即根據社會真實事件改編，原型是來自湖北的彭高峰尋子日記。在影片中，田文軍（黃渤飾）和魯曉娟（郝蕾飾）原是一對恩愛的夫妻，二人離婚後兒子田鵬是他們之間唯一的紐帶，而田鵬卻在田文軍的店門口意外失蹤。從此，田文軍、魯曉娟和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一起踏上了漫漫尋子之路。經過數年艱難的找尋，終於在鄉村婦女李紅琴（趙薇飾）的家中發現了早已不認識親生父母的田鵬。李紅琴堅持田鵬是已故去的丈夫撿來的孩子，經過朝夕相處，她和孩子早已建立深厚的感情，李紅琴企圖尋找律師高夏（佟大為飾）為自己要回兒子……由於一個已故去的人的邪念，一場父母之愛的較量在眾人之中展開，田鵬的童年缺失該如何彌補，破碎的家庭又該如何重圓？而電影《失孤》以“郭剛堂15年鍥而不舍尋子”為原型，加入少年尋家這一新的情節線索，拓寬故事情感內涵。雷澤寬（劉德華飾）是一名15年尋子的農民父親，“尋子”已經成為他生活的唯一內容，在路上，他結識了一名已經長成少年的被拐兒童曾帥（井柏然飾），二人一起踏上了尋親之路……兩部影片都還原社會現實，其真摯的情感讓人落淚，也讓人直視拐賣兒童這一社會問題。
一、 藝術片與商業片的平衡
《親愛的》由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失孤》由大陸著名編劇彭三源執導，作為中小成本的現實題材文藝片，分別取得了票房3.43億和2.18億的好成績。且由於其對社會現實的深切關注，亦取得了不錯的口碑，實現了票房與口碑的雙贏。在商業片林立的現代電影市場，中小成本文藝片想要站穩腳跟，往往麵臨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拍攝完畢的後期宣傳，往往缺少充足的資金支持而無法取得最佳的宣傳效果。而《親愛的》與《失孤》則完美實現了藝術片與商業片的平衡。首先，在演員的選擇上，影片便體現了其用心之處。《親愛的》中的男主角是由黃渤飾演的尋子父親田文軍，黃渤在2006年憑借《瘋狂的石頭》這部黑色的小成本電影中“黑皮”一角讓觀眾記住了他。黃渤的形象並不是最適合屏幕的，但他卻是極“接地氣”的，在影視作品中他也多扮演社會底層的“草根”人物，這個“明星”具有極親和的生活化、社會化氣息，而黃渤對於情感的把握也十分精準到位，將尋子田文軍的形象演繹得真摯動人；《親愛的》中的女主角則讓人大跌眼鏡，是在影視作品中多以都市化女性形象示人的“小燕子”趙薇，在這部影片中，趙薇顛覆性出演村婦李紅琴，她的顛覆性演出為影片帶來了更大的可期待性，無形中增加了觀眾對於影片的期待度，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而趙薇對於李紅琴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拓寬了她的戲路，成為一名更加具有可塑性的演員。從這點上看，《失孤》與《親愛的》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失孤》中的尋子農民由天王劉德華扮演，其俊朗外形與雷澤寬灰頭土臉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而其收放自如的演技卻並不使人感到違和，“尋親少年”曾帥由當紅小生井柏然扮演，其略顯青澀的演技與少年眼中迸發出的情感都生動詮釋了曾帥這樣一個內心矛盾的尋親少年形象。天王與小生的對手戲，是影片極大的看點所在。作為投資少、院線少的小成本文藝片，《親愛的》與《失孤》通過恰當合適又吸引人眼球的演員選擇，不僅將人物形象塑造得更為深刻具體，且起到了良好的宣傳作用。電影作為一種情感載體，內容情節固然重要，這是文藝片的優勢，而電影又是一種傳播媒介，讓更多的人看到這個故事、產生感悟與思考，也是衡量一個電影優秀與否的標準之一，這是商業片的優勢。《親愛的》與《失孤》作為特殊的打拐類型片，在藝術片與商業片之間的平衡，為電影市場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二、 苦情戲的敘事傳統與現代寫實主義
《親愛的》與《失孤》作為承接當下社會熱點的現實主義影片，深入到“打拐”這一熱點話題，並用真人真事作為藍本進行改編，挖掘其中蘊含的現實情感力量，但其沒有放棄文藝片固有的苦情戲敘事傳統，而是借用電影這一藝術形式將情感渲染得更加具體深刻。在《親愛的》中，除了苦苦尋子的離異夫妻田文軍和魯曉娟，影片中還刻畫了幾位情感豐富的配角人物：建立尋子團隊苦尋6年一無所獲的商人韓德忠、家庭事業都不順心的律師高夏、感情不順的魯曉娟現任丈夫、因不明原因女兒犯罪的高夏母親……影片有不少的筆墨刻畫了這些配角人物的家庭與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自己的追求，而當麵對現實與理想、利益與堅持等現實問題時，他們的選擇牽動著我們的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艱辛與無奈，卻依然用屬於自己的方式與命運抗爭。還有不得不提的李紅琴，影片用大量篇幅著重刻畫了這位“人販子老婆”，她被自己的丈夫告知自己沒有生育能力，便把丈夫“撿來的”兩個孩子當做親生孩子來疼愛，當孩子被自己生身父母抱走時，李紅琴的抗爭為影片激起了波瀾。她是人販子的老婆，帶著這樣一種觀念人們先入為主的憎恨她、厭惡她，當看到失去孩子的魯曉娟在街頭漫無目的的遊蕩、在樓梯上痛哭失聲的扭曲臉龐時，我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販子以及與其有關的一切的憎恨。可李紅琴，她是不知情的，一個鄉村婦女的愚昧與無知讓她全部的相信丈夫說的話。當我們看到李紅琴為了要回孩子留下的淚水、在街頭被失去孩子的父母憤恨地毆打，我們的心中又不免對她同情起來。電影中激烈的矛盾衝突延伸到我們心中——要把心中的天平傾向哪一邊？但人性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在所有的故事裏，往往隻有真情最能、也無可避免的打動我們。片尾李紅琴意外懷孕這樣具有強烈諷刺性的情節也體現了影片沒有單純站在“打拐”的主題上進行道德上的批判與譴責，而是影射出許多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在“打拐”背後，影片有著更大更深的立足點——倫理與法律的衝突——人販子的妻子是否有領養孤兒的權利；生二胎是否是對丟失小孩的背叛；為生二胎給丟失小孩開死亡證明的情法衝突；法庭上的權利與利益；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下所導致的社會問題……這是一個催淚的故事，但它絕不僅僅隻把苦難當做情懷，而是將苦情戲的敘事傳統與現代寫實主義相結合，表達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社會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