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描述性統計
本章中所引入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數據均根據上市公司年報手工收集整理；在我們的2238個國有和民營樣本公司中，公告曾發生對外擔保行為的公司樣本為827個；其中國有樣本為672個，民營樣本為155個。為了消除公司規模的影響，我們選用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總金額占年末淨資產的比重作為衡量上市公司擔保相對程度的變量。我們將樣本按照民營控製和國有控製、法治水平指數的均值、是否在海外上市以及是否受到過證券監管機構的處罰分別分組觀察其對外擔保相對金額以及托賓Q值之間的差異。
民營控製上市公司的對外擔保相對金額要大於國有控製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相對金額，這說明民營控製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程度更為嚴重，托賓Q值則民營控製公司高於國有控製公司；法治水平高的一組，其上市公司的對外擔保相對金額要小於法治水平低的一組，托賓Q值則反映了相反的趨勢，但差異不大；在海外發行H股或N股的公司其對外擔保相對金額要小於未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托賓Q值則有相反的趨勢；未受到過證券監管機構處罰的公司其對外擔保相對金額要小於受到過證券監管機構處罰的公司，但是托賓Q的均值卻是前者低於後者。
二、回歸結果與分析
描述性統計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背景信息，它具有簡潔和易懂的優點。但是單變量分析卻不能控製對對外擔保相對金額和托賓Q值都產生影響的噪音變量。所以，需要在加入控製變量的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獲得更為準確的信息。
（一）托賓Q值與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相對金額之間的關係
本部分我們考察了上市公司對外擔保是否會顯著地影響公司價值，以托賓Q值作為因變量回歸的結果。
模型1中對外擔保相對金額在0.1的水平上與托賓Q值顯著負相關，說明就全體樣本而言，上市公司對外擔保是代理問題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由於上市公司的“一股獨大”，公司主要經營決策權均掌握在控製性股東手中，因此上市公司的對外擔保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控製性股東的利益，而置上市公司的長遠發展和潛在風險於不顧，這種行為明顯不利於公司價值。模型2中我們引入了民營控製虛擬變量，對外擔保相對金額依然在0.1的水平上與托賓Q值負相關。模型3中我們引入了法治水平指數，對外擔保相對金額的係數變得更為顯著，在0.05的水平上與托賓Q值顯著負相關。模型4引入公司是否海外上市虛擬變量，對外擔保相對金額在0.1的水平上與托賓Q值顯著負相關。模型5引入公司是否受到過證券監管機構處罰虛擬變量，對外擔保相對金額依然在0.1的水平上與托賓Q值負相關。公司是否受到過監管機構處罰虛擬變量的係數為正，並且不顯著，這個結果與第五章的結論基本一致。模型6我們將民營虛擬變量、法治水平指數、公司是否海外上市以及公司是否受到過監管機構處罰虛擬變量均納入分析，對外擔保相對金額在0.05的水平上與托賓Q值負相關，其他變量的回歸結果依然保持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