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堅決防止“沉默的大多數”成為“憤怒的大多數”，防止強勢集團欺壓弱勢群體、弱勢群體滑向邊緣群體、邊緣群體淪為暴力群體。
既患寡又患不均，雖患貧更患不安。改革開放令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力大增，但同時也由一個嚴重平均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嚴重貧富分化的國家。中國在國際形象日益亮麗、“利益攸關者”各取所需而滿意度日益增加之際，“蕭牆之內”潛藏的社會矛盾和治理危機愈發突出，成為國家的根本之憂。
全球化令世界更加崎嶇
貧民窟，在諸多發展中國家已成為現代都市的膿瘡。為“成功主辦”2014年世界杯足球賽與2016年奧運會，巴西第二大城市裏約熱內盧計劃興建長達11公裏的混凝土隔離牆，遮掩都市膿瘡，凸顯如畫風景。如果說著名的柏林牆隔離的是意識形態、以巴之間的隔離牆隔離的是恐懼，那麼裏約熱內盧的隔離牆隔離的就是貧困。
其實，當今世界，貧富差距導致物理與心理的隔離比比皆是。發達國家通過嚴厲的簽證製度來隔離發展中國家，隔離貧困。全球化，其實就是世界市場一體化，不僅使世界範圍內富國與窮國差距日益拉大，而且也使發達國家內部富人與窮人的差距拉大，從而令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分化問題日益突出。很顯然，世界不是變平了，而是更加崎嶇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一舉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實現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願景。但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還有更為眾多的人相對窮了起來，如此形成了“富裕一極”與“貧困一極”的“兩極分化”。權威人士披露，中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由官方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不過，民間與國外的統計數據則更為驚人。比如，美國波士頓谘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中國的150萬個家庭(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0.4%)占有中國財富總量的70%。
中國在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創造“富裕一極”的同時，也以全球“第一高速”批量創造“貧困一極”。據說依照國際標準，凡是房貸按揭數額超過月收入1/3的人即可被稱作“房奴”。而很多國人根本拿不出首付，連成為“房奴”的資格都沒有。在房價呼嘯升騰的歲月，眾多昔日無比驕傲的工薪階層，也淪落為“白領族”——今天領了工資，交了月供或房租水電，買了油米泡麵，摸摸口袋，感慨一聲：“這個月工資又白領了！”
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基尼係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2003年為0.458，超過國際公認0.4的警戒線；2005年逼近0.47。“理性人士”可以懷疑或不理會這些冰冷的數字，但是無法閉目塞聽中國日益激化的矛盾，群體性事件、惡性暴力事件迅速上升。除了“房奴”外，還有一批接一批的“卡奴”(被銀行濫發信用卡而虜獲的消費者)、 “孩奴”(被教育產業化所“要挾”的學生家長)，等等。社會低下階層“上流化”機製愈發淤塞不暢，重點名牌高校來自低下階層的生源所占比例越來越低，低下階層“出人頭地”的機會缺乏，貧窮固化，更加危險的是中產階層也出現“下流化”趨勢。
“庫茲涅茨曲線”的虛幻
1955年3月，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一文，文章認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極為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不平等擴大，一個時期變得穩定，後期不平等縮小。”如此表現為一條先向上彎曲後向下彎曲的“倒U”曲線，稱為“庫茲涅茨曲線”。
中國眾多的自由經濟學者認為，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初始惡化，然後通過“涓滴效應”等途徑而不斷改善，這是一種客觀規律。收入分配如此，生態環境亦然。和諧社會的發展之路不是線性的，而是遵從一個“倒U”路徑，即“曲線和諧論”。他們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論斷狗尾續貂，稱“先富”帶“後富”可以被看成是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通俗說法。
但是，就邏輯而言，“倒U”曲線是不周延的，歸納方法得出的結論在驗證上總是存在問題；實踐更表明，在一些發達國家曾經出現的“倒U”趨勢，在眾多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並不存在。例如，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不平等非但沒有惡化，反而都有改善；而拉美諸多國家，在經濟實現中等發達後，收入不平等非但沒有出現預期的穩定，反而繼續惡化。1970年前後，拉美國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40%，經過30多年的發展，到2003年人均GDP達到3800美元——大約是70年代初期的四倍，而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上升到44.4%，成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區”，工業化和現代化所增長的財富主要被極少數上層社會占有，最終落入增長而不發展、經濟遲滯、社會動蕩、政局頻繁更迭的“拉美化”陷阱，被社會學家描述為“發展是遇難者多於航行者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