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文學生涯始於異域題材寫作，結集於《複仇》短篇小說集。巴金的異域題材寫作有一個特點：幾乎都以第一人稱“我”敘述，而且這些形形色色的“我”是超越種族國家和國際化的。
據巴金自述：屠格涅夫是他最崇拜的作家，這種寫法正是從他那兒學來的。然而細讀作品卻可發現：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稱寫法到了巴金手裏，被大大地簡便化了。關於這一點，巴金有誠實的交代：“我開始寫短篇的時候，從法國回來不久，還常常懷念那邊的生活同少數的熟人，也頗想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跡。所以拿起筆來寫小說，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國生活的題材。然而又因為自己對那種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稱的講故事的寫法。”“屠格涅夫喜歡用第一人稱講故事，並不是因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為他知道得太多，不過他認為隻要講出重要的幾句話就夠了……我卻不然，我喜歡用第一人稱寫小說，倒是因為我知道得實在有限。確實如此，如果說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在屠格涅夫是十八般武藝之一，是表現屠格涅夫式的樸素風格的有力手段的話，那麼在巴金那裏，這是最容易操作的、也是惟一的選擇，其功能，僅限於講故事，傾訴感情。
然而，巴金也有超越師父的地方：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稱“我”，都是俄國人，不管是作者本人，還是別的敘述人，種族/文化身份相當明確，顯示了屠格涅夫嚴謹的現實主義寫作態度，而巴金的第一人稱“我”，卻可以隨意地超越種族國家。這個“我”，在《洛伯爾先生》裏是一個法國少年，叫作雅克，一個不幸的私生子；在《獅子》裏叫布勒芒，一個不諳人世苦難的法國富家子弟；在《亡命》裏叫維克多，一位與外國亡命客有交往的法國大學生；在《父與女》裏則叫釀萊，一個在父愛與情愛兩難中徘徊的善良法國少女；在《啞了的三角琴》裏，他又成了一個俄國外交官的兒子……
這是一種很有意思的創作現象，當巴金把“我”想象成一個法國人，通過這個法國人的眼睛審視人世間的種種悲慘和不平，甚至一本正經地“替法國人慚愧”的時候，他一定不覺得這有什麼困難。而在現實中，這卻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固然可以超越種族、地域的差異，在理性的層麵理解西方人與西方社會，然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生活環境、思維方式與文化心理，決定了一個國家(民族)的人無法在感性層麵上真實地想象另一個國家(民族)的人。於是，一切隻有依賴主觀的想象。具體到巴金，有一個因素不能不考慮。據巴金自述，他15歲就接觸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文章，被其“雄辯的論據，深透的眼光，豐富的學問，簡明的文體，帶煽動性的筆調”所征服，巴金稱其為“我的精神上的母親”，是“第一個使我窺見了安那其主義(即無政府主義——作者)的美麗的人”。到巴金開始創作異域題材小說時，他已經在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國裏浸染多年，受其影響自不待言。確實，在巴金的視野裏，地域、民族、國家之類都是無足輕重的概念，會隨著曆史的發展自動消亡；一個沒有國界、沒有階級、沒有權力組織的大同世界，不久將在世上誕生，其光景，就像《複仇》開場描寫的那樣：在一個風景優美、河流環抱的鄉村，一批國籍不明的人士生活在一起，讀書、打獵、劃船、遊泳，空下來時閑談各種有益的話題，探討理想的社會，真是一個融融泄泄的無政府現代樂園。第一人稱“我”的國際化，與巴金的這種“無政府主義”信仰，應當說有著內在的、合乎邏輯的聯係。從這個意義看，這個“我”無論由哪一國人擔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能否替“人類”訴苦申冤。
巴金的“世界公民”的敘述立場盡管帶有主觀想象成分，卻不是空穴來風。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高瞻遠矚地指出的那樣：隨著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全球結成一體，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世界性”逐漸代替“民族性”和“地方性”，一種“世界的文學”必將誕生。然而，這又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這個過程中，對黑暗現實的憎惡，對美好未來的向往，推動曆史進步的急切願望，容易導致激進的曆史虛無主義，其具體表現為對“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地域”與“國際”缺乏辯證的認識，將其截然對立，以前者否定後者、取代後者，其結果是導致人類文化的單一化、同質化、平麵化。具體到巴金，正是這種不言自明的“世界主義”和強烈的道德激情，使他的小說創作專注於“人類”、“世界”，而忽略“民族”、“傳統”，導致筆下的異域生活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蒼白無力，缺乏應有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