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
作者：王 愷
2004年，北京八裏莊派出所、居委會和司法所都開出證明，表示牛玉強始終在“服從管理”，並且“改造態度良好”。按照規定，這模糊的13年，應該計算入刑期，可是監獄方卻認定牛玉強是故意逃離監管，所以要把這13年不計入刑期。
21歲的北京郊區無業青年牛玉強1983年遭遇“嚴打”，罪行如下：持械搶劫一名男青年，搶走一頂軍帽；糾集同夥，將一個叫劉紅的人家裏窗玻璃砸碎；糾集同夥，威脅並毆打一名叫許林的青年；在某日夜間進入國棉二廠的宿舍樓，盜竊菜刀兩把。
這個團夥，被當時北京中院的判決書稱為“菜刀隊”，目標是“鏟平八裏莊”，領頭的是兩個17歲的小青年，這兩人在1983年嚴打中被判處死刑，牛玉強則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當年就被送往遙遠的新疆石河子農八師監獄。
命運在1991年發生變化，患骨結核瀕臨死亡的牛玉強因保外就醫回到北京，痊愈後，他並沒有返回新疆監獄，同在北京的，也有不少監獄裏保外就醫的同伴。這批人都沒有收到監獄催促他們歸隊的信件，抱著僥幸心態，他們留在了北京，接受當地派出所的監管。牛玉強在1990年已經被減刑為18年，按理，2008年應該能釋放。
2004年，這批人被監獄管理部門陸續抓回新疆，作為逃犯，他們的刑期也因此延續。按照延續後的刑期，牛玉強將於2020年釋放，屆時，他將是一個57歲的老者。
牛玉強的兩處生存空間
北京朝陽八裏莊東裏，昔日北京國棉二廠的職工宿舍，圍繞在周邊高樓大廈中的老房子格外鄙舊。而走進了牛玉強的家，更讓人吃驚的是20年前的舊陳設，時間在這個家庭定格了，很難設想在北京的泛CBD區域還有這樣的貧困。他的妻子朱保俠騰出兩把凳子讓我們坐，自己隻坐在一個破木凳上，說起了他們的婚事。
“1997年，我們認識了，當時就知道他是罪犯，見我第一句話就是，我還是犯人，現在算是在服刑。”朱保俠說，也就是因為牛玉強的實在，她動心了。家不在北京，在北京打工，已經30多歲，這個看上去老實可憐的中年男人，給了她一些人生的溫暖感。“相互依靠，有個伴吧。”沒想到，這個夢在2004年徹底破滅了。
家中掛了牛玉強和妻子的照片，不過沒有結婚照，那時候很窮，1997年，兩人在一起過日子，牛的戶口還在新疆監獄，所以結婚證是在女方老家辦的。那一年，牛玉強判刑所依據的流氓罪也取消，他曾對妻子說：我們要好好過。算下來，這次他待在北京的時間，是13年，全家人都和他一樣，盼望刑期拖到2008年結束，到時候回新疆辦個出獄證明就可以了——不像現在，每月要去派出所彙報動態，逢重大事件，一定要去那裏接受教育。
不過，對於牛玉強，無論是派出所民警，還是我們碰見的社區幹部，都覺得沒有加緊監管的必要。一個不願說出姓名的民警告訴我他對牛玉強的印象：“個子矮，老實巴交，他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不像有的犯人一看就知道好惹事。他來我們這裏也就是形式主義一下。”因為沒有身份證，牛玉強甚至也找不到什麼正經工作，加上監獄的嚴酷生活使他胳膊經常脫臼，哪怕是輕微的家務勞動也能讓他受傷，於是，他基本不出門，反倒是朱保俠在外麵做過不少臨時工。
照顧父母，照顧孩子，曾成為牛玉強在北京的新生活。平時連喝酒，妻子都不讓他出門，覺得是犯人影響不好，僅有的幾個朋友會來他家，和他喝酒聊天。這13年，他過得小心翼翼。
牛玉強的母親韓秀金是國棉二廠的老職工，當年的先進工作者，她對我們回憶兒子20歲之前的北京生活，當時八裏莊是一片遠離城市的荒涼所在，兒子學校畢業後找不到工作，隻能和若幹棉紡廠子弟一起遊蕩，“整天在馬路上晃來晃去”。1983年，20歲的牛玉強還有張照片在家裏保存，黑亮的頭發，眼睛裏含著難得的笑意，盡管生活不那麼美好，可是，似乎還有希望。
“他老實，鄰居們給他取個外號叫‘大姑娘’，當時的孩子們整天拉幫結夥在街上玩，拿菜刀和彈弓鬥來鬥去，我都沒覺著他也是裏麵的一個。有兩次，那夥孩子的頭目，趙家兄弟來家裏叫他，他往後躲，不願意出去，別人都覺得他沒用，20歲的人被17歲的指揮著。”
韓秀金和牛玉強的父親都不知道“嚴打”這個詞，母親是從高音喇叭裏聽說：從重從嚴從快，決不放過一個壞人。一個春天的傍晚，韓秀金還在工廠上夜班，兩個十幾歲的女兒找到廠裏，呆呆地看著她說，哥哥出事了。不久，接到法院的通知書，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全家人都覺得抬不起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