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質上，18世紀以來的種種現代政治哲學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帶有歐洲啟蒙時代特定時代的特征。
那就是歐洲在沒有科舉製度的情況下經曆了漫長的封建貴族主導政治社會地位的時代。社會中上層的市民及小資產階級卻無法通過類似中國一樣方式謀求的自身地位及政治需求。
工業時代初期陡然增加的社會矛盾乃至對自然經濟下民眾利益的侵蝕則又促進了整個社會底層的覺醒。
不論是自由主義也好、科學社會主義以來的共產主義運動也好，都是這種應運時代而生產物。通過高舉民眾至上帶有某種民粹主義基因的思想從而把20世紀打造成一個平民的世紀。
然而在那些“獲得了解放”的平民至上的民主社會，整個社會得到的又是什麼呢？得到的是同傳統中國似有些神似的對自我的放縱乃至進步追求的懈怠、得到的是愚昧的政治正確和畏懼犧牲付出的懦弱。
“這些歌曲或許適應天帝所說的某個時代，但對我們有些東西卻是有潛在危害的。凡是帶有過於自我吹捧、自我標榜先進、歌頌具體事物、以及吹捧自由放縱內容的歌曲都不適合做為我們的軍歌、教歌。我們真正需要讚美的是追求自我改造、自我進步之精神的東西。在文化宣傳上，我們不能僅僅宣傳追求公平正義和底層翻身當家的思想，還要讓人們明白精神懈怠和自我放縱所造成的後果是什麼，需要宣傳的是我們所需的使命感乃至對信仰的敬畏。”張海思索了片刻下定決心說道。
李峰雖然算是多年的核心弟子，但也一時難以明白師傅的要求究竟是什麼。直到與劉洪濤等人經過幾次商議的時候在追一的對備選歌曲及其他文藝內容進行審核，並由張海把關最初初步確定了軍歌和讚美天帝的教歌。
不讚美具體的人和物，隻宣揚某種精神和事業似乎是蘇俄歌曲中更常見一些，但不論是《國際歌》也好還是衛國戰爭背景的一些歌曲也好都太悲壯了。
“如果我們需要唱這些歌的時候，恐怕那就是我們的事業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了。這種宣揚犧牲的做法對於一般的軍隊或許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的戰鬥力同敵人差不多，甚至因為敵人的技術優勢我們的傷亡還要更多一些，我們或許需要這種宣揚犧牲和悲壯的歌曲來壯膽。因為未來那個時代炮兵和機槍占主導作用環境下的普通戰士來說，多數人隻是炮灰，也需要宣傳那種雖然沒有多少‘斬獲’卻有‘螺絲釘精神’的炮灰，對於我們來說這樣就不完全合適了。”張海說道。
此時劉洪濤忽然想起師傅在張宅時所教授的三首完全不同的《共青團員之歌》還有兩首完全不同的《少先隊隊歌》，便提了出來。但轉而又有些後悔：這些歌曲依然不是有些悲壯就是有些自我吹捧的意味在裏麵。
三首共青團員之歌分別是後來的中國共青團團歌、衛國戰爭背景的共青團員之歌、以及赫魯曉夫時代蘇聯電影《誌願者》中的主題曲。
“再沒有別的路更加好，甘願在世界上鍛煉煎熬，為的是讓家鄉得安樂，河兩岸小夜鶯歌聲飄繞。共青團員青春美好，重友誼、重理想、生死相交，有需要我們敢赴湯蹈火，去開辟一條康莊大道---”當唱道這一首《誌願者》主題曲的時候，雖然還是有些悲壯和歌頌的俗套，但在沒有其他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張海最終把著首蘇聯電影《誌願者》主題曲做為軍隊的軍歌。
很顯然：張海並不願意讓軍隊承受工業時代那樣的消耗戰，對於廣大官兵來說平時的律己律人和艱苦作訓乃至行軍中的吃苦耐勞往往顯得比對犧牲的鼓動更為重要。當一支軍隊的任務不僅僅是在戰場上，於革命年代的社會重塑中也肩負著巨大的使命的時候，這就與蘇聯電影誌願者中的歌詞所更為吻合。
為了彌補中華民族千年來逐漸缺失的敬畏之心，張海在發現自己沒有更好選擇的情況下也隻有選擇《聖母頌》的旋律做為第二軍歌，雖然他也不知道這首原本是基督教的教歌在這時候是否涉嫌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