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盡快的培養出不屬於舊的讀書人體係具有全新意識形態的新人做為執掌天下的骨幹，除了財力方麵暫時不需要消耗幾十萬貫的規模以外張海把對這些孩子的教育幾乎擺到了接近軍隊和地麵兵工的重要位置上。
在張家現在還見在的一百五十餘名核心弟子及家眾中，訓練時期擔任包括青州在內四個戰兵旅四十八個步兵炮軍事主官的六十人左右，負責對精密度要求很高的輪軸、火炮、鎧甲等部分兵器製造監督的四十人左右，剩下除了包括劉洪濤和李峰等十幾名負責統籌文化、情報、督查軍事方麵的核心人員，幾乎將四十多名張宅以來的弟子都投入到火炬學校的建設中。
四十名教職工負責兩千名學生，每個“教師”看起來要負責比後世多幾倍的學生。但是因為不需要一般中學那麼多的科任教師，也不需要太多繁雜的年級以上機構。並且班級暫時可以趁著孩子們還不算很大，課業也比較簡單，把一百個孩子安排到四五十平米的一間標準教室內。二十個班每個班由兩名主任兼職教師來負責就可以。
“要是這些孩子年級在大一點兒該怎麼辦？不但地方不太夠，而且在課程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下兩個人負責一個班的壓力也很大了。”劉洪濤並不負責這方麵的事兒，但是也不無憂慮的說道。
“幾年以後我們的人手會緩解很多，至少負責工匠督造的弟子們最忙的也就是這兩年。兩年後天下的局麵大致抵定，我們可以抽出二十名弟子來加強到火炬學校，做到三個人負責一個班。地方如果不夠的話，那時候我們也有足夠的條件來搞完善的扇形階梯教室。”張海對此問題並沒有那麼多擔憂。相比自己在張宅的時候，可以掌握不少人物財的現在，火炬學校的教育條件可以說大為改善了。
明確的教學大綱和學生們的內務條例早已在商討中製定出來，除此以外還有第一年級數以千冊計已經完成了編印的初級文化和政史教材，還擁有特製的優製小筆及不少的紙墨。
為了盡可能的避免在這樣重要的學校出現各種封建化的苗頭，也為了防止弟子們同這些後生們在將來拉幫結派的可能性。學校裏特殊的少年先鋒隊組織像新中國前幾十年某些時候那樣成為了一支擁有獨立領導不完全歸“教師”控製的政治性力量。
除了公開的各班各種表格調查以外，每周這些學生們還要通過組織一次宮城前秘密檢閱的機會來給那些做為十人團倫值暗報的人秘密遞交班校內活動和動態的報告或口述。密度大概同部隊上一樣。
不過張海卻發現在度過基本軍訓階段之後的最初課堂教育的時候，弟子們對這些學生們的管理有些過鬆了。不少負責火炬學校的弟子回想起當初在張宅的時候張海對於弟子們的關心照顧，還有張海對待身邊小女孩兒們的那些做法。不由自主的似乎有些放鬆了對這些孩子們的要求。
“這些人既然是將來的文人不是軍人，就沒有必要過於苛刻的要求了。尤其也不知道是窮文富武還是怎的，後勤供應方麵也遠非部隊裏那樣充裕的情況下。”
張海為此專門對負責火矩學校的弟子們將道：“有人說我們應該是搞貴族學校，培訓的都是精英，給孩子們的待遇是不是過差了？管理是不是過嚴了？我說：如果有人這麼看，那就是錯誤的理解了官員以及貴族階層的本質：我們要培養他們的責任和守序的意識，首先就要消除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特殊意識。他們需要習慣於底層和服從者的身份認同才會避免在今後犯下更大的錯誤。對他們的要求要比一般戰士更為嚴格，而且更為苛刻。有宋一代，官員的地位不算低，結果是他們成了自以為是的食利階層。而明初太祖成祖的時候，雖然受到曆史認識的局限也曾經為了打壓武人給了那些讀書人不應有的地位，但總的來說還是把他們當做吏員來看待，他們做事和執政的效率反而更高。”張海說這些話的時候想到了新中國時期的公務員階層：在地位不是很高的毛時代甚至八九十年代，做事的效率不一定更低。而到了這個階層相對地位大幅度提高的21世紀初，反而很多關鍵的部門不論對上還是對下都不是很負責了。企業領域的店員則是一個相反的例子：當服務業領域的從業者地位很高的時候，例如運動結束後八十年代的某些國營服務人員，對群眾態度不好，對上也未必忠誠和服從。而到了地位更低的九十年代以後，反而服務質量大幅度提高。正如家族政治的四小龍某國總理曾經說的那樣：我們不是腐敗，高薪也養不了廉潔，而是要“給正確的人正確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