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見到文化差別同現在的民間社會文化差異如此之大，又是純政治宣教性的話劇都能有這樣好的效果，不由的改變了之前的憂慮。
“看來：隻要市麵上的雨具能夠充足，解決了陰雨天人們出行的問題。再新建幾個劇院，各劇團增加一些場次，正常年份的這方麵的收入潛力並不是三十萬千文，六十萬千文應該都沒有問題。”張海歎道。
李峰卻笑道：“話劇院的收入其實隻是萬餘名體係內的文體機構創收的一小部分。”
張海在出行前也了解到一些情況，知道這話劇院的收入還不是各種文體收入項目的重點。不過還是要看一看其他行業究竟是怎樣做到那些營收的。
話劇《戰士小李》結束後，張海沒有繼續觀看場次之間的歌舞小品之類的項目，而是帶著親衛連的幾名戰士同李峰一起出了劇院沿著繁華的街道向更靠北也更靠皇城一些的新華書局行去。新華書局除了是全城官方的出版物中心，還是中央對外報刊發行，刊印的所在地。
其他行當不論是銃炮加工也好還是文藝演藝人員也好，隊伍裏的人才都是在整個運河沿線區域花費了不少時間才招募到足夠的人才，規模數量還不是很大。而南京城以前就是全國出版業的中心，在整個東南地區，板刻印刷方麵的行業人員明末之時已經大有人在。龐大的行業人才基數的情況下選拔出的三千名直屬中央的刻印人員，使得這些人員的功底素質也都十分突出。又經過兩年多時間的摩合，如今的新華書局成了南京城外十分有影響力的一處地方。
更為詳細的了解到一些版刻印刷行業的實際情況後，張海才明白為什麼民國初期不少中國傳統教育出身的學者都提出主張化字字母化，還有像越南那樣因為新文化運動徹底文字字母化的國家。
先不論學習的難度差異巨大，以至於後世中國英語中學教材做為英國人的語文教材都問題不大，甚至英國人的“語文課”可以完全省略語法學習。字母化文字在活字版刻上的優勢確實是太大了。頂多不過五十個字母及其他標點符號的活字就可以排版，而漢字中的常用字也往往有三四千個，光是前期製作這些活字字塊往往就是一個不小的工作量。更別說古代書麵漢語就是諸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也同明時的日常白話差距不小，《資治通鑒》之類識字的尋常百姓通讀起來都有些吃力，而雇傭懂得排班的文化人做為工匠那成本往往就同不識字的工匠差距巨大了。再加上做為大統一國家的中國尋常讀物同一種書的刊印量比較大，往往可以最大限度的攤薄成本，木雕版的印刷難度要求也就被降低到了最低。
而新朝中央體係內的大多數出版物其發行刊印量往往遠遠超過一般民間書籍，雕板印刷更可以最大限度的攤薄成本。
即便如此，早在兩年以前的時候張海與李峰等人卻還是確定了把西洋的金屬活字乃至壓印，油印等一係列技術做為重點突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