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我們手中的這些兵器，還有我們的這些人，能行麼？難道憑我們這些人就能比關外的鐵騎，當年關內的百萬大軍還厲害？”跟隨周遇吉的不少骨幹即便在這個當下也有些疑惑。雖然說依靠當年留下的物資，還有潰逃中的考驗，外加不少準備跟隨起事的公安軍的幫助下在大山裏接受訓練的士兵們從意誌到訓練再到裝備都要比當年的明軍主力強上不少，但這根本無助於一些人的信心。這些人當年都是同新軍主力部隊交手過的，甚知那種天壤之別的差距。
“當年我們的思路根本就錯了，不應該在水麵或陸地上同那些強敵展開正麵決戰。今後再遇到敵軍那種強悍的部隊，我們一不守城，二不守山，躲著走就是了。我們的作戰對象是那些忠於張海等人的地方守兵。隻要我們有把握擊敗那些地方守兵，他們是無法靠著幾萬精兵來控製整個天下的，很肯可能要同我們劃江而治。有史以來的劃江而治，大多是北方勝，北方少數民族的邊患掣肘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決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周遇吉在當年就沒有俘虜過幾名新軍主力部隊的官兵，不過在不少公安軍起事倒戈之後，新軍部隊中一些建軍的要決也被不少人了解。因為公安軍部隊中的骨幹就是當年新軍主力部隊中的人。
忽然，在山中參與訓練的周遇吉等人突然得到王青的緊急命令：要求立即起事。周遇吉起初覺得這些事情聯想起來似乎有些可疑：會不會是新朝的圈套？但是當在王青的命令下不少聚集在皖西河南乃至山東一帶的殘部開始風起雲湧的展開頗為廣泛的起事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周遇吉才最終確信這不是什麼圈套。
新朝四年原來曆史上的天啟六年五月入夏，京師的大爆炸發生沒有多久，河北一帶就發生了水災，而河南等地發生了蝗災，陝西等常年災害地區的小旱就不用提了。原本曆史上從天啟末年到崇禎年間規模宏大的明末農民戰爭的大致開啟，差不多就是因為這一年無數的災害。同曆史上不一樣的是：反抗官府在傳統人們的認知中總是大逆不道又危險巨大的行為，不是走投無路很少有人選擇聚嘯山林。可是當一個政權的地方組織在足夠的錢糧準備之下開始自發的發起民間進行反抗的時候，這幾乎相當於涉及廣泛的地方諸侯反叛，輕而易舉的就利用新朝四年夏季的災害在原來的南直隸，河南，山東，陝西等數省上百個縣拉起了規模宏大的武裝，幾乎在短短瞬間就猶如崇禎末年的態勢，叛亂武裝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拉起了規模多達百萬，青壯武裝多達幾十萬的武裝。
吸取了當年的教訓，這些武裝並不打算聚集在一起同新軍主力部隊決一死戰，而是以縣為單位分成百餘股勢力武裝割據，其中少數能夠成規模集結起來又有相當機動力的騎兵主力開始在臨近的地方攻州破縣。
並不是所有的基層公安軍都有反叛的打算，但是在張海等人過於嚴苛的懲罰震懾之下不少地方的隊伍都惶惶不可終日，麵對大股來敵的時候並沒有以往的那種抵抗決心了。當然，多半的公安軍步兵營還是相信新朝政權是根本難以撼動的，為了表現突出而升遷或是抵消自己可能的過選擇了堅決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