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馬輝上任後的疲於應對乃至不太適應不同，劉棟所在的文教部方麵的工作對於張海及弟子來說不需要和太多隊伍外的人打交道，不需要考慮太多不確定的東西。也不太需要太多的“閱曆”“情商”之類的東西
這些工作是很多前新軍主力部隊軍官還有受過一定新式教育訓練的人所能夠熟悉的。新朝時的文教部不同於後世的類似部門，是個地位極高的實權部門。
因為全國實行寄宿製的義務教育，讓接受教育的孩子同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脫離聯係，這就成了為全麵性的社會調查比較重要的一個突破方向。大多數七八歲的孩子更容易服從於學校的權威，並使這種權威替代過去家庭宗族帶來的影響。多數剛剛入學階段的適齡兒童在必要的政治教育下沒有隱瞞利益的意識和需求。即便有的孩子意識到例如田畝擁有情況、糧食收成、家庭人丁情況可能有關自家的利益打算隱瞞或瞞報，但全國兩千多縣學諸多府學類似後世行政化的大學一樣，是一個完整的組織網絡。被分配到外地的“同鄉”提供的信息如果有出入，多則一年少則半月就有可能被調查出來。從家庭到自己都有可能因為這種隱瞞而遭到處罰
“兒子舉報老子”這種方式看似不太近人情，但這卻是真正意義上的實現現代轉變不可缺少的一個手段。
在外界，尤其是那些儒家舊讀書人對這種事情非議不少，甚至聲稱這種的親情與家庭毫無敬意的密報是“新朝惡政之首”，遠遠甚於當年的廠衛之禍。
不過讓張海慶幸的是在隊伍內部，幾乎沒有多少人對於這種事情持厭惡的態度。新軍主力部隊並非全部都是孤兒，但即便有所家庭的，在管理嚴格、凝聚力較強、而少有矛盾並且獲得更多利益的隊伍內部，早已是超越了原有家庭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戰爭實踐與政治教育之下大多數人也都明白千百年來人類社會“家本位”給近現代化帶來的嚴重危害。
文教部的這種獨特地位使得有關工商的不少事情也是劉棟了解的更多一些，在經過各單位的簡單彙總之後，公報還是由劉棟來向在西院參加臨時會議的張海身邊眾人講述。
這些東西雖然張海以及身邊不少的小女孩們都早就有所了解，不過張海還是能夠希望在討論中讓眾人明白一些問題。
“因為不少地方的災害，新朝六年不少受在的地方以及貧困邊遠地區依舊減免田賦，各地的田賦仍然比上一年增加三百萬兩，達到三千萬兩左右，增加幅度並不大。工商稅收繼去年提高了近一倍之後，今年又提高了一倍還有餘，從九百萬兩直接提高到兩千一百萬兩左右。噢，這還不包括我們的官營工商業所提供的上千萬兩利稅。國有單位現在的總規模已經擴大到二十萬人左右，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利稅上繳，這一年的利稅一千一百萬兩。整體算下來，包括國有單位的工商稅收從新朝五年的九百萬兩直接提高到新朝六年的三千二百萬兩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