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世為人，在今生又帶領隊伍打天下做江山經曆過不少的事情，這使得張海對於自由經濟的偏見不像以前那樣大了。因為在領導隊伍的過程中，或者說從敵人的脆弱當中張海深刻的明白了建立有效的組織力是有多麼的困難。也就是自己這擁有得天獨後的先知才能建立起世無前例的軍隊與政權。
就是新朝這樣的政權，因為任務過重，也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都做到像核心隊伍一樣的紀律與質量。
可是新朝六年的幾次出行，加上越來越明顯的交通教育等方麵的負擔，卻又讓張海認識道：自由經濟理論在特殊的地理與曆史條件下或許有其道理，可是那卻未必適合於當下的新朝。“一方麵鼓勵創業，一方麵稅賦沉重“很可能的結果是兩頭都顧不好。
“從文教部那裏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事情之後，我覺得至少在我們新朝統治力管理能力最強的南直隸浙北三四千萬人口的統治區內的城鎮經濟領域加強國有經濟比例。首先以南京、鎮江、揚州、鬆江四地為突破點。這四個地方民間經濟不像蘇湖杭那樣繁多且空間狹小。在人文政治乃至經濟等諸多方麵空間還很大。除了繼續擴大造船業與文具行業外，擴大農具及鐵器的生產規模，新朝也可以涉足蠶絲、酒類等民用行業。除了我們自己的擴充，也可以通過拉攏經濟狀況不佳的獨立手工業者或城鎮半脫產的勞動者為主。這樣一來，我估計在新朝七年，國有經濟規模就可以從二十萬人左右的從業規模發展到發展到五十萬人左右。在勞動效率上或許不可避免的會降低，但即便如此：按照人均東南一帶四十兩左右的利稅，那也可以使得國有經濟單位帶來的財政比如今再增加一倍左右。而如果明年或者後年工商業經濟規模的發展空間不大，而且勞動生產率方麵有了普遍的改善，我們可以把工商稅收從過去的一成提高到兩成左右。我估計這些算下來，到了明年工商業領域的稅收就應當會有一個本質的提高。
“除了正經的工商業稅收，還有鹽海官課這些吧？”張海雖然有個底，但還是這樣問道。畢竟信息渠道不一樣，直接自己說出了並不太好。
隊伍內一般的說法是新朝有六稅：即工商正稅、田賦算是大項的正賦；此外還有官田、鹽稅、銀課，海貿四項收益。四項副稅除了對過去的舊帳查漏補缺外，張海也意識到這些項目成長性其實並不大。
“鹽課增加幅度很少，大概從去年的四百萬兩增加到四百五十萬兩，很大程度上還是私鹽減少消費增加的緣故。因為日朝等地的貿易已經不計入外貿，相比去年幾乎沒有多少增加，仍然維持在三百萬兩左右的規模。官田收入的增長幅度也不像去年那樣大了，但還是從一千三百四十萬兩增加到一千五百萬兩左右的規模。銀課估計會最終維持在二百萬兩規模的上下。畢竟隨著新朝商業流通規模的擴大，民間的白銀存量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欠缺的。這樣算下來：新朝六年田賦三千萬兩，工商稅收三千二百萬兩，四副稅共兩千四百五十萬兩左右，合計財政收入八千六百五十萬兩。這是在隨著流通規模的擴大，銀錢不再像過去那樣上漲下的結果。雖然兩宋時有些年份的財政按貫計算要超過這個數字。前明前期盛世時則物價低不少。不過我想如果按照合理的食貨價計，新朝的財政已經恢複到了曆史上盛世顛峰時期。如果再加上朝鮮日本等地包括銀錢與文具在內折算四千一百多萬兩左右的收入，總收入達到一億兩千八百萬兩，就是單從紙麵數字上說也不比兩宋高峰時期的歲入少了。”最後還是由劉棟負責把財政方麵的大致情況講了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