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朝財政支出中普及教育是最大的一項，也是張海以及文教部的劉棟所最為重視的。到新朝六年，全國各省各縣學府學的在校生已經達到了三百四十萬人，比明朝紙麵上的衛所兵丁還多。雖然這些孩子的花費比成年人低，但所需要的費用支出也已經超過兩宋時期包括“冗兵”在內的軍費了。
這麼大的資本投入，張海當然要見到價值，並不像讓這些孩子所受的巨資教育到頭來起不到真正意義上的作用。
因此在南直隸與浙北一帶，有關這些學校的監督還是很多的。不過新軍主力部隊的退伍人員，特別是那些經曆過戰爭年代的人也一時跟不上整個行政與教育體係的擴張了。及百萬治安軍及衙役，幾百萬在校生按最低限度的比例也需要十幾萬管理人才。因此如今受過象樣教育的前新軍主力部隊退伍人員大多並不是擔任一線教職工作。而是負責公共教案、學校管理、教師領導等方麵的工作。隨著小學初年級逐步過去，缺乏有文化的人做為教師的問題就日益嚴重起來。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少小學不僅僅成了“軍訓學校”，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勞動學校”，學生們在種田或水利等領域成為幫工已經不是少見的現象。
寄宿製又帶來龐大的資金與糧食流動問題，就像舊時的軍隊乃至新朝各地的公安軍一樣，其中相關的問題和腐敗難以得到必要的解決也成為一定範圍內眾所周知的事實。
此時的張海也有些懷疑起來：這樣如同衛所軍營一般的所謂“學校”培養出來的人真能改造他們的身心嗎？會不會讓民風的問題更大？
通過這些奏報總結，張海甚至覺得就是後世很多二流學校的校風也比如今新朝的各地縣府學要好，但問題出在哪兒，還是張海花了一翻工夫才大致明白的。
劉棟在總結中也同不少地方按照後世原則建起來的“實驗學校”做了對比，張海看了這些總結並結合後世的一些經驗才最終得出了一些大致的結論：走讀的情況下，學生在學校裏受了欺負或者學校裏出了問題，很容易通過家長得到反應。而在一些封閉性的單位，或者不能隨意回家很長時間回不了家的單位，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軍營，就會滋生出舊軍隊一般的重重問題：大部分學生受到班霸校霸的欺負，又受到學校管理層的盤剝。更別說如今新朝大部分地方的教職工素質遠遠不能和八九十年代以後的現代中國相提並論。除了山東南直隸兩京等少數地方以外，多半省份學生的年失蹤率與死亡率竟然超過千分之三的比例。這在很大程度也幾乎相當於舊軍隊裏的軍營了。
“讓劉棟來一趟吧！“翻閱著這些奏報，張海有些坐不住了。如今教育領域的總規模不過幾百萬人，還是能夠通過一些手段從基層那裏得到一些報告。可要是學生的總規模達到千萬，即便有上百個孩子幫助自己分析處理問題，這方麵的事情也將是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