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轉眼間就到了六年半以後。
新朝二十年的春節漸漸臨近了，張海卻沒有再像剛剛西征回來之後那樣如同荒廢青春一般的閑暇下來隻同家人休閑娛樂，更不是像過去那樣主要在西院裏依靠那些剛剛成熟起來的孩子們一起主要在文件之中執掌天下，而是有了條件可以隨時的往來於南京城內的各部之間。身邊的親信也大多不再是當年上過戰場的功臣宿將，而是新朝開國以來新培育起來的一代年輕人中的可靠者與佼佼者。經曆了不少事情和風雨之後，盡管張海多少有些惋惜，當年西院裏的小女孩們除了十來個人以外大多在李千蘭那件事之後主動選擇了出家退隱，不再讓張海為難。長久以來，家奴之外“缺乏可靠而可信的人”這一自古以來的君主政權所麵臨的根本障礙終於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決。如果說以前的新朝是變態的古代政權，那麼如今則已經向近代水準的政權演化了。
因為沒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還有其他更優秀的政治勢力競爭，新朝的“青年團”在很大程度上要比近代蔣政權時代的“三青子”更為廣泛，也更為鞏固。
宋子悅、長大後的小慧蘭也都紛紛離開了西院，在外麵成家立業。當年的石壘、馬輝、劉棟、王新盟等宿將重臣大多還擔任要職，但是各部門的權力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需要這些當年的親信事畢躬親似乎如君主一般忙碌了。
張海雖然沒有像起事的時候乃至天下剛剛統一的時候那樣憤世嫉俗，但也沒有太多的軟弱。在新興權貴婚姻原則上，堅持曾經的“帝王標準”，那就是：凡州府以上正職幹部、西征以前的營職位幹部、英勇勳章獲得者等功勳世家及其直係子嗣們的婚姻問題必須經過中央調查組的審查，原則上禁止所謂的“門當戶對”
反對“門當戶對”也成為新朝十三年之後在全國範圍內的一場“反對舊時代家族主義”的文化整風運動。
盡管從平等主義的現代自由婚姻的角度上看：在自由婚姻的時代，夫妻兩人的家世背景乃至收入地位大致相差不遠更有利於相互製衡心中的貪念惡念，更容易形成比較良好的家庭環境。但是在此時的新朝，張海卻並不認為題幾句崇尚家庭但反對家族主義，根深蒂固的舊時代影響就能被迅速破除了。
張海並不反對所謂的“階級固化”，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從原理上說給社會帶來的負擔明顯要比“自由發展型叢林社會”輕的多。就像貴族勢力強的歐洲反而長期能夠維持比傳統中國或美利堅更小的貧富差距和更和諧的社會一樣。但是如果這個所謂的“階級固化”是建立在精英權貴階層的能量不斷壯大的基礎上的，那麼顯然就會成為嚴重的問題了。如果不像老毛或斯大林那樣定期“運動”，而是從規則和製度上入手，那就隻能要求一定範圍內的“權貴階層”在婚姻問題上必須吸收“下層血液”，甚至不論男女均要求“吸納無產者和無背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