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史家之絕唱
釋典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司馬遷（前145或前135～？）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約在漢武帝元光、元朔年間，向今文家董仲舒學《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國學《古文尚書》。20歲時，開始漫遊全國。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繼承父職，任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因而得讀史官所藏圖書。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曆》，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腐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史記》的撰寫。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共130篇，52萬餘字，包括“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個部分，其中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曆史。
《史記》內容包羅廣泛，體大思精。不僅寫了政治、軍事，也寫了經濟、文化；不僅寫了帝王將相、英雄豪傑，也寫了下層社會各色人等。這種囊括古今各類知識、各家各派文化於一爐而加以融會貫通的氣魄，是前無古人的；司馬遷自述其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打通一切領域，自立學術章程，總結一切規律以求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宏偉目標，也是前無古人的。
《史記》中飽滿了司馬遷的主觀思想感情。魯迅曾說司馬遷“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
今譯本有嶽麓書社1987年版的《白話史記》。
《史記》與企業管理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史記》不僅有著極高的文學價值、史學價值，而且蘊含了非常豐富的管理思想。
司馬遷的通變觀。
司馬遷作《史記》的目的是為了“通古今之變”（《報任安書》）。
“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在司馬遷看來，“變”是事物的屬性。大到一個朝代，小到一個人物，都是一個盛衰榮辱的變化過程。
司馬遷有獨特的洞察力，他善於從事件的內部，發現催促事件走向反麵的基因。如項羽的失敗。項羽當年“分裂天下，而封諸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但在這浮華表麵下麵正是衰敗的真正原因：（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為人專橫、殘忍、猜疑，在關鍵時刻優柔寡斷。更為可悲的是項羽對自己的弱點毫不知曉，到死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失敗，還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司馬遷評論他說：“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事物都有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司馬遷就有了深沉的危機感。
西漢經過70餘年的休養生息，到武帝即位時，社會已是一番盛世景象：“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但司馬遷依然在這盛世裏看到了頹敗之危機：“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當“變”成為常態時，領導者如何讓組織順利地應變呢？這就涉及到了司馬遷關於領導者素質的論述。
司馬遷論領導者精神。
司馬遷通過對史實的描述，對帝王將相個性品質的深刻描寫，表達了自己對於領導者的品德修養、情商素質等方麵的許多真知灼見。
在司馬遷看來，“變”是一種曆史客觀現象，應對變局就是領導者的必要素質。如何應變呢？司馬遷答案是“承敝易變”。
客觀環境改變了，組織也必須隨之發生變化，不然，組織的存在就會發生危險：“秦離戰國而亡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無異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能夠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原因是他仍然用取天下的方法來守天下，不根據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方法，不創新，結果民心背離，到二世就滅亡了。
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的論讚，充分表述了他的“承敝易變”思想：“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民不倦，得天統也。”自周衰，經過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可謂文敝已極，世道需要質厚的調養。而秦的苛刑暴政，恰是天性刻薄者所為，有違質厚之道，與社會需求相抵觸。秦以暴興，不能救時弊，最終為民眾所唾棄。所以漢朝興起，順承社會的需要，一改秦時暴政，對天下百姓行忠厚之道，使人不至於倦怠，實現了天道循環的正統。
安徽師範大學經濟法政學院郭淑新教授在《論司馬遷的“通變”思想》一方中這樣寫道：
“把‘承敝易變，使民不倦’說成是‘得天統’，這無異於把它說成一條‘通變’的標準。也就是說，‘變’不是無條件的，要針對‘敝’而變，‘變’的結果是‘使民不倦’。”而這也正是一位合格企業領導者的通變思想核心。
除了通變創新精神，司馬遷還對領導者提出了“九德”的要求。在司馬遷看來，一個合格的領導應該是具有非常品質的人，他“寬而栗，柔而立，願而共，治而敬，憂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強而義”（《史記·夏本紀》。也就是說隻有具備了寬厚而嚴厲，柔順而能自立，忠誠而能辦事，有治理的才能而又能謹慎小心，馴順而又堅毅，正直而又溫和，簡易而又能辨的人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這就是所謂的“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