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明白了他此行的目的，
頓時感到解脫的時刻近在眼前。
我準備向他跑過去，
但治安官走到我麵前攔住了我。
“等一下，”他說，“除了普拉特這個名字，
你還有別的名字嗎？”
“我叫所羅門·諾薩普，老爺。”我回答。
“你有家人嗎？”他詢問道。
“我有妻子和三個孩子。”
“你的孩子們叫什麼名字？”
“伊麗莎白，瑪格麗特和阿朗索。”
“和你結婚之前，你妻子叫什麼？”
“安妮·漢普頓。”
信抵達薩拉托加——安妮看到信——亨利·諾薩普先生看到信——1840年5月14日頒布的法令——法令條款——安妮向州長呈交請願書——附帶的宣誓書——蘇爾參議員的信——州長任命的代理人奉命出發——到達馬克斯維爾——約翰·瓦德爾閣下——關於紐約州政黨派的談話——提出一個幸運的主意——亨利·諾薩普遇見巴斯——真相大白——確立法律程序——亨利·諾薩普和治安官離開馬克斯維爾，前往貝夫河——路上的安排——抵達埃普斯種植園——發現棉花地裏幹活的奴隸們——見麵——道別
在這一章裏，我會具體講到我的救命恩人亨利·諾薩普以及其他一些人救我的相關細節。
1852年8月15日，巴斯寫給帕克和佩裏的信從馬克斯維爾的郵局寄出，9月上旬到達薩拉托加。在這之前，安妮搬到了沃倫縣的格倫斯福爾斯，她在那裏的卡朋特酒店當廚房主管。除了去飯店工作，安妮都在家料理家務，和孩子們待在一起。
帕克和佩裏兩位先生收到信後，立刻把信交給了安妮。孩子們看完信都很興奮，立馬趕到桑迪希爾臨近的村子去找亨利·諾薩普先生商量對策。
亨利·諾薩普先生經過查閱，找到了美國頒布的關於自由公民脫離奴隸製恢複自由身份的法令。那是1840年5月14日頒布的《保護本州自由公民免遭被綁架為奴法案》。該法案規定：州長收到本州任何自由公民或者居民被非法帶到美國其他州或地區充當奴隸的充足證據時，或是根據膚色或其他法律使其被迫為奴，都應采取一切措施恢複其自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州長有權指定或者聘用一名代理人代為完成任務。代理人需要搜集充分證據恢複受害者的自由權利。為解救受害者的差旅費用以及采取合法措施、法律訴訟所產生的費用等均由財政部撥款。
所以，必須要向州長證明以下兩點：第一，我是紐約州的一位自由公民；第二，我是被人陷害、被迫淪為奴隸。第一點並不難辦，我家附近所有年長的居民都可為我作證。要證明第二點，隻能靠帕克和佩裏收到的那封匿名求救信了。而我在奧爾良號船上寫的那封信早已石沉大海，可能不幸寄錯或是弄丟了。
安妮向洪特州長閣下呈交了一份請願書，陳述了一些重要事實：她與我結婚，我離開家前往華盛頓，收到信件，以及我是一位自由公民等等，安妮都簽字確認了。除了請願書，還有幾份桑迪希爾和愛德華堡的傑出人士證明這些情況屬實的宣誓書。應幾位有名望的紳士們的要求，州長任命亨利·諾薩普先生為這件事的代理人，按照法律行使職權。
看完請願書和宣誓書，州長閣下對此事極為重視。1852年11月23日，州長蓋上州印，正式任命亨利·諾薩普先生為代理人，全權負責解救我、恢複我的自由身份，並指示他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利用一切便利條件前往路易斯安那州。
由於公務、政務繁忙，諾薩普先生的行程推遲到了12月。12月14日，他離開了桑迪希爾前往華盛頓。路易斯安那州的國會參議員皮埃爾·蘇爾閣下、戰爭部長康拉德先生閣下以及美國最高法院的納爾遜法官聽說了上述事實，查閱了諾薩普先生的委任狀、已經核實的請願書副本和宣誓書後，給路易斯安那州的各級官員寫了一封公開信，強烈要求他們協助諾薩普先生完成此次任務。
參議員蘇爾先生極為關注此事，特別強調路易斯安那州裏的每一個種植園主都有義務幫我恢複自由身份。他相信，聯邦共和國的每位公民都崇尚光榮和正義，並會挺身而出站在我這邊。得到這些寶貴的信件之後，諾薩普先生原本打算回到巴爾的摩，然後前往匹茲堡，華盛頓的朋友們也建議他直接去新奧爾良，向當局詢問情況。但他到達紅河河口時突然改變了主意，不然他就不會遇到巴斯了，更不可能找到我。真是天意啊！
諾薩普先生坐上了第一班汽船，從紅河逆流而上。紅河緩緩流淌，彎彎曲曲地穿過大片的原始森林和人跡罕至的沼澤。1853年1月1日上午9點左右，他在馬克斯維爾下了船，直奔當地的法院。馬克斯維爾不過是一個離河四英裏的小村子。
諾薩普先生從寄給帕克和佩裏先生的信上加蓋的郵戳推測，信是從馬克斯維爾寄出的，那麼我應該就在那裏，或者在那附近。一到鎮上，他立刻向約翰·瓦德爾閣下表明來意。瓦德爾閣下是當地一位有名望的法律界人士，他聰明機智而且品行高尚。瓦德爾先生看完信和文件，聽完了有關我被囚禁的情況之後，馬上提出自己願意幫忙，並極為熱忱地參與這件事情。和其他嫉惡如仇的人一樣，他也十分痛恨這樣的綁架行為。盡管奴隸交易帶來的利益占據他所在教區財富的一大部分，但是像他這樣高尚的人，肯定會對如此不公正的事情感到無比的憤慨。
盡管馬克斯維爾地理位置顯著，在路易斯安那地圖上，它還特地被斜體字標出，但實際上它不過是一個小村莊。村裏隻有一個為人慷慨、性格開朗的老板經營的一家小旅館，一個在休庭期被用來關押無人認領的牛和豬的法庭，還有一個高高豎立的絞刑架，架子上的兩截繩子在空中晃蕩。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
瓦德爾先生從未聽過所羅門·諾薩普這個名字，但他可以保證，如果馬克斯維爾或周邊地區有叫這個名字的奴隸，他的黑奴湯姆一定知道。於是，湯姆被叫來問話，但是他認識的奴隸裏也沒有人叫這個名字。
寄給帕克和佩裏的信上顯示的是貝夫河，所以他們認為一定能在那裏找到我。但問題是從馬克斯維爾到貝夫河流域最近的地方也有二十三英裏，何況河兩岸的村莊延伸至五十到一百英裏。河兩岸住著成千上萬的奴隸，那裏肥沃的土壤吸引了眾多種植園主。由於信中的信息過於模糊，很難明確下一步具體的措施。他們最終確定，唯一可能成功的辦法就是由諾薩普和瓦德爾先生的弟弟（瓦德爾辦公室的學徒）到河兩岸的各個種植園打聽我的下落。瓦德爾先生給他們提供了馬車，從星期一早晨開始搜尋。
很快他們就發現這樣做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不可能到地裏去檢查所有幹活的奴隸。他們不知道大家都叫我普拉特，就算是問到埃普斯本人，他也會如實地回答不認識所羅門·諾薩普。
但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隻好這樣做。直到星期天也沒有任何的進展，下午諾薩普和瓦德爾談論起了紐約州的政治。
“我真不明白你們州的那些政治黨派，”瓦德爾先生說，“我在報紙上看到有溫和派和強硬派，有守舊派和燒倉派，還有保守派和激進派，但是我搞不懂他們之間確切的區別。嘿，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諾薩普先生往煙鬥裏裝了點煙草，仔細地解釋了不同政黨的起源，最後還說紐約州還有另外一個黨派，叫自由土壤黨，也叫廢奴主義者。“我猜，你們這裏從沒聽說過這個吧？”諾薩普先生說。
“還真有這麼一個人，”瓦德爾先生笑著回答，“在馬克斯維爾有一個怪人，他像北方的狂熱分子一樣，到處宣揚廢奴主義。他是一個慷慨善良的人，但總是唱反調，給我們帶來很多樂子。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技工，也是個木匠，在我們村是個不可或缺的人物，叫作巴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