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許多同齡女孩一樣，我好玩、愛美，吃不了苦、受不了累，渴望輕鬆又富足的生活。而且，必須承認，我從小就有些‘自以為是’加上‘誌大才疏’。在萬科的有一段兒，壓力很大，好像有一塊大石頭蓋在頭頂，想揭又揭不開，不誇張地說，甚至讓我有些寢食難安。很湊巧的，當時突然同時接到了一家網站和一家投資集團的召喚。沉吟一月，我最終還是選擇了逃離，很快地向萬科揮了揮離別的衣袖，雖然當時我並沒有明白，我想逃離的其實隻是那種壓抑，而並非想走出萬科的園地。我心中的萬科，一直都是一片博大精深的海洋，我則隻是漂在表麵上的一塊小小海綿，本想好好沉入海底吸納精華，可惜，現在看來，隻是‘此情可待成追憶’了。”
所以，她後來的回憶越來越清晰了。
“好了，現在頭頂沒有東西蓋住了，可以有好多的時間去逛街購物，可以不再回家跟先生搶電腦，可以經常不帶任何任務去出差……也許，從個人生活的質量來講，得到了更多滿足和空間，但，隱隱地，同時也是明顯地，隻要一有回憶，就有一種叫悵惘的東西令我揮之不去。”
或許，以下的這一段感悟有著相當的代表性。
“我不知道許多從別的企業到萬科的‘空降兵’對萬科是什麼樣的感覺，但我想，像我們這種從一畢業就到萬科的人，也許早就被萬科灌了‘迷藥’，血液裏的每個細胞都已經被浸透，隻有流逝的歲月才能讓這些細胞重新從‘萬字號’的標簽中脫胎換骨。離開萬科半年了，因為不想招來無聊人的嘲諷和評論，從未有人知道我的‘萬科情結’。隻是現在的同事們常常說：‘看你，怎麼成天都還是我們萬科這樣、我們萬科那樣啊！’現在，有了地方可以講萬科人的故事了，我忍不住想說：其實，我真的很懷念萬科，懷念每周五穿紅戴綠爭奇鬥豔亮麗勃發的笑臉，懷念編輯部裏大眼瞪小眼麵紅耳赤的爭論，懷念一次次充滿激情的快樂遠遊，懷念食堂裏香噴噴的自助午餐，甚至懷念專門為女職員重新設計的富有情調的洗手間。”
一個老萬科人的故事，最好的十年都在了萬科
顏雪明1984年的時候來過一次深圳，感覺很不錯，覺得比起老家西安來很不同。
所以那時候精力旺盛的他，在省政府辦公廳百無聊賴的時候就琢磨起去深圳這事。
“剛好我辦公室對麵一個小夥子，他認識一個在深圳的朋友張某某，兩人打電話的時候，我順口問了一句，他是哪個公司的，小夥子說張某某是在萬科。當時我仿佛記得在報紙，好像是《深圳特區報》上看到過萬科這個名字，於是專門找來一翻，看見的正好是萬科1992年的年報。我懂得財務報表，往下一看，好家夥，年利潤有2000多萬元，不得了啊，能養好幾萬人呢。”
一看萬科年報之後，顏雪明膽氣倍增，覺得這可能是個大廟，就來到了深圳，跟萬科人事部的人見麵。當時人事部經理是和藹長者丁福源，顏雪明沒有見到王石，因為那時候萬科的程序還比較簡單，他也隻是應聘普通員工，不需要驚動大老板親自來過問了。而顏雪明大老遠跑過來主要也就是看一看萬科到底怎麼樣。
“不看不放心啊，那個時候大家對廣東企業的印象開始有些不太好的東西，怕又是什麼空頭騙子企業。我好歹也是個公務員，在省政府辦公廳工作呢。”
顏雪明看了一趟萬科，膽氣更壯了，回去就跟省政府秘書長辭職。秘書長說這事你得去問省長，他要是同意了，我就放你走。於是顏雪明就直接去找了省長。省長聽了他的下海宣言就說，你來了這兩年我都看著你呢，你也很能坐得住冷板凳，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啊，可以多體察一下民情和民意嘛。顏雪明也沒吱聲，回去見秘書長，就說省長同意了。
“當時省政府辦公廳特別難進，是個肥缺，所以一般自己要走也不太有人留你。不過我當時跟單位也沒有說得特別清楚，到了深圳以後才給他們去了封信，說工資就不要給我發了，關係因為還不能轉，所以先放在他們那裏。之前他們一直以為我隻是到深圳來看看，試試水溫，其實我是已經下了決心的。”顏雪明就這樣成了還很年輕的萬科公司的一員。
到了深圳以後，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他特別難熬——是因為孤獨。畢竟在一個地方生活了幾十年，有熟悉的生活環境和熟悉的人群，一下子在37歲的年紀到了另一個城市，他回憶說“當時很唏噓”。
“誰也不認識我，誰也不承認我，那種感覺是以前沒有過的。老婆孩子都留在了西安，我一個人住在萬科宿舍。當時分給我的是一個套間，裏麵是全空的，也隻有我一個人，裏麵什麼都沒有，連床都沒有，我就打了十多天的地鋪。後來還是萬科的老員工之一邱強用車拉著我去萬科的倉庫搬了張床，也是特別簡陋的鋼絲床。他問我搬幾張，我一想，以後反正還要住人進來，不如一次搬夠了。那天我就跟他搬了四五張鋼絲床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