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成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毛澤東《念奴嬌·昆侖》）
1935年，毛澤東寫這首詞的時候很窮，窮到想拿昆侖山送人。（有考證說這首詞和《沁園春·雪》一樣是倒署日期的新作，即便如此，也不影響引用。）1949年以後，毛澤東領導中國，喜歡送人像章、語錄，但真正可以拿得出手送人的，僅蘇繡、景泰藍、茅台酒而已。他不願出門去見人，而他最想送禮的人，美歐東國（日），又不肯來見他。因此，雖然茅台酒依然裁成三截，但隻能改送給亞非拉了。
一、大方的老大哥
1955年，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簽訂了一個援助議定書。除了援助設備、物資、人民幣以外，還有1130箱酒。據《茅台酒廠誌》記載，1973年貴州省革委打電話到酒廠，傳達毛澤東的要求：提供1952年生產的茅台酒三箱，其中一箱送給金日成，兩箱送到中南海。
金日成和胡誌明都會說中文，也都是茅台酒愛好者。1954年，東西方大國在日內瓦開會，討論印度支那問題。會議持續時間很長，中途周恩來曾不止一次在南寧和胡誌明碰頭協商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方案、統一立場。胡誌明生活簡樸，但也有煙酒嗜好。在跟隨周恩來往返其間的衛士成元功的印象裏，“胡誌明愛喝咱們的茅台、抽咱們的中華煙、穿咱們的衣服”。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送給金日成個人的禮物，送得最多的就是茅台酒。朝鮮金日成紀念館禮品館陳列了很多不同時代中國領導人送的茅台酒。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記得：“朝鮮每年找我們要東西，龍井茶一要就是200斤、150斤的。茅台酒一要就是多少箱。”而金日成回贈的，一般都是蘋果。這種蘋果品種普通，但加了匠心，通過特別的培育方法，在果皮上自然形成漢字，一般是“毛主席萬歲”。金日成送蘋果經常一送一火車皮，這些工作人員每人都能分到兩箱。原海軍政委、70年代當過外交部軍代表的李耀文記得，金日成雖然精通中文，但正式接待中國客人時嚴守外交習慣，不說中文。但宴請時他都用茅台酒請中國人，免不了就要說中文了。
1971年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之前，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並不多。根據這些國家在毛澤東外交策略版圖上的不同地位，中國外交官們打交道的方式也不一樣。雖然茅台酒都是要用的，但用法不同。在中國和外國的三類不同關係中，茅台酒不僅僅是一種禮儀符號，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政治禮品。
除了越南和朝鮮這樣的“同誌加兄弟”，屬於第一截送禮對象的還有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和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支持派，當然，必須是親中國的。對這些共產黨武裝組織的援助，占到了國家對外援助的很大一部分。毛澤東對他們，基本上是有求必應，自己有的給，沒有的花外彙買來給。茅台酒既是自己出產，又是客人喜歡，更是這種一家人不分彼此的親密關係最好的禮品。
1966年，中國舉辦國慶15周年紀念活動，印尼共產黨婦女部長蘇爾哈蒂率團來祝賀。外交官劉一斌當時還沒從大學畢業，被抽調去給印尼共產黨代表團當翻譯。劉一斌回憶說：
總理沒有參加宴會，隻是繞場一周與來賓見麵握手就走了，但他在蘇爾哈蒂麵前停留了很長時間，通過她問候了印尼的幾個主要領導同誌，然後跟蘇爾哈蒂說，平時在國內工作很緊張，條件也比較差，現在到中國應該好好休息，走一走看一看，檢查好身體。他們大概交談了五分鍾，是我做的翻譯。總理走後，蘇爾哈蒂在宴會桌上一直念叨：“如果總理能參加宴會多好，我再跟總理碰杯！”蘇爾哈蒂一再說總理記憶力真好，十年了還能認出她，叫出她的名字。她說：“朋劉（朋是印尼語兄的意思，劉是我的姓），來，咱倆來多幹幾杯。”其實當時我也不敢喝酒，隻是意思了一下。她問我能不能要一個空茅台瓶子。我就跟服務員說：“你給這位客人拿個瓶子，最好能裝點酒。”結果服務員拿來了一整瓶。蘇爾哈蒂再三推辭，我說：“既然拿來了您就收下。”